今年是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50周年，北京、廣州的一些報刊和網站發表評論，反思大躍進及其之前的南寧會議，呼籲汲取“歷史教訓”。這是回應胡錦濤、溫家寶的憂患意識觀、居安思危論。

　　大躍進運動的全面展開，在1958年5月。在這之前，毛澤東於1957年冬、1958年春批“反冒進”；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，大批周恩來，迫他承認“反冒進”的錯誤。

　　南寧會議清除了發動大躍進的障礙，卻使中共中央權力體制的弊端、政壇的“浮誇風”加劇，導致後來的大飢荒和4,000萬人餓死。面對現在大雪災中的地方官應變能力低，南寧會議的“歷史教訓”仍需深思。

　　反對冒進　引發黨內鬥爭

　　對於農業合作化、經濟發展的速度，中共高層有意見分歧。

　　毛澤東有脫離現實加快發展之想，主持國務院的周恩來、陳雲，主張穩步發展，不提過高指標。

　　1956年，毛澤東宣布完成農業合作化（初級農業合作社轉為高級社）、城市的工商業“社會主義改造”（公私合營），社會主義制度“基本上建立起來”。他打算加快工、農業的發展速度，定出很高的經濟指標；劉少奇和周恩來等則主張，正視地方幹部盲目追求數字的“冒進”。

　　1956年6月，周恩來在人大會議上的報告，提到“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時候，必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。”在劉少奇主導下，人民日報發表社論《要反對保守主義，也要反對急躁情緒》。“兩反”的意思，與九十年代鄧小平的“要反右，更要防左”是相似的。

　　在人民日報社論送審文稿上，毛批“不看了”，以示不滿。

　　1957年10月，中共舉行八屆三中全會，毛指責“反冒進”。同年11月，他指示人民日報起草社論，批判“反冒進”，提出要來一個生產的“躍進”（12月12日發表）。

　　12月31日，毛閱浙江日報社論後批示，鼓吹當“大躍進”的促進派；社論提及有“少數”的促退派，他把“少數”改為“許多”，下令人民日報轉載。這是針對周恩來的舉動。

　　1958年1月初，他召集華東6省領導人在杭州開會（杭州會議），首次點名批判周恩來，指責“反冒進”和批個人崇拜，說：“我就成了‘冒進’的罪魁禍首”。

　　南寧會議　迫周恩來檢討

　　毛澤東意猶未盡，於1月11至23日召開南寧會議，應召出席的是國務院和部分省的負責人，共二十幾人。在會上，毛先挖苦周恩來，接著是破口大罵，令他十分難堪。

　　毛先以“紅而不專”嘲諷，他說：“管‘實業’的人，當了大官、中官、小官，自己早以為紅了……如反冒進”。所謂管“實業”的人，是指國務院的周恩來、陳雲、李富春、李先念、薄一波等，都被毛批判。

　　在會上，毛說：“被右派抓住了，來了一個全面反冒進。陳銘樞批評我‘好大喜功，偏聽偏信，喜怒無常，不愛古董。’張奚若（未劃右派）批評我‘好大喜功，急功近利，輕視過去，迷信將來。’”（陳為民革的常委、張為教育部長）

　　毛提及柯慶施的《乘風破浪，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》（毛修改後發表），責問周：“恩來同志，你是總理，你看，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？（周答：寫不出來）……你不是反冒進嗎？我是反反冒進的。”

　　此話一出，誰還敢講話？周被迫發表“自我醜化”式的檢討，毛的怒氣稍減。但在3月的成都會議，毛仍批他，並鼓吹“不斷革命論”。

　　毛原想以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接任總理，但因周認錯而作罷。柯是極左名人，號稱“毛主席的好學生”。在成都會議後，毛發動大躍進，柯和四川的李井泉、廣東的陶鑄、湖北的王任重、河南的吳芝圃等，是狂熱支持者；1958年5月，柯、李入政治局。

　　目中無人　聽不進逆耳話

　　南寧會議暴露中共家長制堵塞言路，剝奪了黨章規定的“黨內民主”。在一言堂之下，大家長聽不進逆耳話，把不同意見的爭論視為損害其“領導威信”；逢迎獻媚之風大盛，極左派得勢。權力的無制約，導致“目中無人”──不管民眾的意願、死活，家長意志主宰一切；大躍進中的水稻畝產數萬乃至十數萬斤，就是家長意志下的虛擬豐收。

　　南寧會議和大躍進留給後人的“歷史教訓”，至今仍需思索。原因之一，是1995年以來，GDP亢奮和勞民傷財的“政績工程”，顯現大躍進“似曾相識”的圖象。城鎮化和圈地運動的好大喜功之弊，失地農民的貧困化，生態環境的惡化，貪腐、血煤、礦難、黑?、奴工一類“狼性現象”的普遍化，恰又是“目中無人”之禍。

　　尋求社會經濟的發展，是施政的常態。但是，任何決策和施政，必須“目中有人”；經濟規模、速度要量力而行，役民要節制。如《周易大傳》謂：“節以制度，不傷財，不害民”，《左傳》云：“度德而處之，量力而行之，相時而動，無累後人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