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銀行ATM(自動櫃員機)故障出錯，廣州打工仔許霆（今年24歲）多收了17萬5,000元，被廣州市中級法院判處無期徒刑。刑罰比“四人幫”的姚文元、“林彪幹將”黃永勝和貪污數千萬元的大貪官還重，民間輿論嘩然。
一個人的罪與非罪，並不依“一般群眾”在簡單比較下的直覺判斷，而是“罪刑法定”。廣州中院聲稱，許霆案援引刑法264條裁決，符合“罪刑法定”原則。
“罪刑法定”的要素，在於對被告假定的罪名，在刑法中有無處置的規定？罪名是否成立、量刑是否有適用法條？許霆案引起爭議，就在於此。
櫃員機出錯 盜竊銀行罪
許霆在自動櫃員機打卡取錢，取了1,000元，帳單只扣1元，白得了999元；於是，他連續打卡100多次，“從天上掉下”17萬5,000元。得款後，他到幾個省“瀟灑一回”。這是前年4月的事。
去年5月，許霆在陝西寶雞市被捕；12月，廣州中院以“盜竊金融機構”之罪，判處他無期徒刑。日前，廣東省高級法院接受被告上訴，下達“刑事裁定書”，還發廣州中院重審。
廣州中院對許霆一審的量刑，是按刑法第264條1款，即：“盜竊金融機構，數額特別巨大的”，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。
1979年7月實施的刑法，於1997年3月全面修訂，同年10月1日生效；後來，人大常委會6次通過修正案，修訂一小部分條文，增加處置信用卡詐騙案等。
1997年10月後，刑法264條並無修訂。1998年3月，〈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〉下達，它把“數額特別巨大”量化為“30,000元至100,000萬元以上”。
最高法院的釋法並無“量化”一詞，更未說明“數額特別巨大”如何確定。但參照刑法383條可知，量化標準是比照對貪污受賄罪的處置：“個人貪污數額在10萬元以上的，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，情節特別嚴重者，處死刑，並沒收財產。”
比較三大案 許案判刑重
許霆案引起廣泛爭議的原因之一，是權衡案件對社會危害性、涉及金額的大小。
且先看最新的3個大案。上海高級法院於21日駁回周正毅上訴，維持中院一審判決──16年徒刑；被告透過其控制的農凱集團行賄100多萬，虛開增值稅12億，挪用資金2億餘元，因“立功”和退回挪用款而從輕發落。深圳中院副院長(副廳級)裴洪泉，貪污受賄近400萬元，另有“不能說明合法來源”財產近700萬，判無期徒刑。中共山西省臨汾市委宣傳部長(副廳級)王月喜，大肆賣官，貪污近400萬，判刑12年。
再比較文革紅人的案件（王洪文無期、姚文元20年、陳伯達和黃永勝18年徒刑），許霆的判刑也是“一般群眾”難以接受的。原因是這些文革紅人殘害民眾，導致許多人喪命、傷殘、家破離散，社會災禍沉重。
與兩種類型案件比較，許霆案涉及的金額、社會危害輕得多。對他判處無期徒刑，難免令“一般群眾”對法律的正義、司法的公正有疑問。
與機器博弈 非盜竊銀行
在刑法中，詐騙、侵佔、挪用、瀆職、貪污罪的量刑，輕於“盜竊金融機構，數額特別巨大的”（264條），刑期的裁量空間較大。如公務員瀆職導致公共財產“遭受重大損失”、情節特別嚴重的，處3至7年徒刑（397條）；不少案例的被告，因瀆職導致的損失數千萬、數億，還有傷亡記錄，判刑多在7年以下。
一個人如被裁定觸犯刑法264條，其刑罰不是無期徒刑就是死刑，折射法條（法律條文）的苛重。
264條，是刑法第5章（侵犯財產權）的一條，不能孤立地解讀，應與第5章其它法條一起解讀，了解立法原意。 263條規定，“以暴力、脅迫或者其它方法搶劫公共財物的”處罰。所謂盜竊金融機構，應是指以恫嚇、暴力、威迫、破壞、搶奪、詐騙一類手段，取得金融機構的財產。許霆如果破壞櫃員機取得機內現金，當可視為盜竊；他並無破壞、恫嚇、搶奪行為。
旅客如以1,000港元向香港地鐵售票處增值八達通200元，售票職員找回900元，他當場點算發現多找100元而未退回，是缺乏誠信，不能說是盜竊地鐵公司。同理，許霆是依櫃員機的指示操作而取得現金，只能視為未與銀行約定下的透支戶口，有誠信之失，卻非“盜竊金融機構”。
事後ATM機器供應商賠償銀行17萬5,000元，承擔機器出錯的責任，銀行並無損失。
在五十至七十年代，五類分子中的地主與鄰居貧農口角，往往上綱為階級報復、反革命，這是羅織罪名的荒謬。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，把櫃員機出錯衍生的行為，硬扯到“盜竊金融機構”並不妥當。
許霆的行為即使是“罪行”，也非盜竊、詐騙、搶劫，無適用法條量刑，他應無罪釋放。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