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柱銘受圍攻，只因在《華爾街日報》發表文章(以下簡稱“李文”)，觸及中國人權狀況，被上綱到“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”。
“李文”的主旨，是呼籲外國不要杯葛北京奧運會，應把參加奧運視為一種機遇，促成中國改善人權。他特別“鼓勵”布殊總統，把握“北京奧運帶來的機遇”(據信報29日12頁詹德隆中譯本)。他的“願景”是：奧運成為“中國人權和法治的轉捩點”。
“李文”的目的(主旨)，無可非議；但它的“手段”──促請外國政府促進中國人權的改善，難免引起某些群體的不滿。“李文”對北京的政治文化特別是“面子文化”了解不足，詮釋論點欠缺柔性，或是引起風波的因素。
罵聲滾滾，把賣國賊、漢奸、吳三桂的“鐵帽子”往李柱銘的頭上套，超出了理性討論的邊界，令人慨嘆香港回到四十年前的“大批判”──把批評文革、抵制暴動者貼上“白皮豬”標籤。
《紅樓夢》中的焦大罵“爬灰”，罵到主子頭上，這是罵不得的。現在某些人士大罵賣國賊、吳三桂，實際也有抹黑胡錦濤、溫家寶之嫌。且聽本欄說說緣故。
人權對話 睦鄰外交內涵
在“一黨體制”下，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論，把人權視為帝國主義、資本主義的“反華工具”。胡錦濤智囊團成員、中共中央馬列著作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在最近的一篇論文中說：
“人權的觀念也一度被當作資產階級權利和意識形態而為我們所拒斥，並且在長時期內受到政治性的批判。對人權思想的批判在實踐上直接導致了對公民人權的漠視，最令人震驚的現實就是10年文化大革命中對人權的嚴重踐踏。20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後，一些理論工作者開始呼籲人權，……但這種努力立即遭到了傳統理論勢力的嚴重阻礙。”
隨著改革開放的擴大、睦鄰外交的發展，到21世紀初，人權觀念已被中共中央接納；套用北京的術語，人權成為“黨和國家的政治話語體系”。
在胡錦濤、溫家寶主導下，2004年3月修憲寫入“保護公民人權”；中共十七大修改黨章總綱，在第十五自然段加入“尊重和保障人權”的規定。
胡溫的人權觀念，有相對前人的一些進步。一是寬容學者擴大人權的訴求和探索，其中有香港和海外傳媒還未提到的“生態公民權”；二是國際間的人權對話，成為睦鄰外交不可或缺的部分，北京官方大致接受“國際接軌”的相關遊戲規則。
胡錦濤十七大報告提到的“五化”，包括“國際化”；人權的對話和改善，是國際化或“全球一體化”的新趨勢。
既然中共黨章和憲法有保障人權的規定，黨章總綱也有“廣開言路”之說，港人表達改善人權的期望，是自然的事。
集體感情 愛與恨在交纏
香港某些群體有一種“集體感情”，是對北京當權者的崇拜並以當權者的話來劃分愛國或賣國。四十年前大陸文革和香港暴動期間，凡是毛澤東、江青集團的極左之言都是真理，擁護和支持文革、暴動是愛國，反之就是反動派、賣國、白皮豬。
現在的“集體感情”，是愛恨交纏。一方面，堅持傳統的“愛國”觀念；另方面，憎恨陳方安生、李柱銘。陳方安生說期待普選的話，依據基本法參選，都受到“對著幹”的圍攻，攻擊是基於“英國陰謀”的假定。
在愛恨交纏之下，四十年前亂扣帽子的“群眾批判”又上場了。這對社會對話、協商、和諧有負面影響。
對李柱銘的文章有不同看法，何妨理性討論，罵賣國賊、吳三桂並不能使人屈服。李柱銘不握國家權力，哪來“賣國”？賣甚麼國？國家主席胡錦濤、總理溫家寶是國家的代表，他們在盡“寸土不讓”的職守。亂罵李柱銘賣國，豈非有怪胡溫“未盡職守”之嫌？罵李柱銘是吳三桂，是不是影射中共黨內太腐敗、出現“明末景象”？賣國賊、吳三桂豈可亂套！
遭受誣陷 布哈林彭德懷
凡是法治軌道之外的社會，政治清算總是以叛徒、反革命一類的罪名抹黑受清算者；恫嚇芸芸眾生，給他們戴上口罩。
在斯大林當權時代(1924-1953)，列寧稱為黨內“最可貴理論家”的布哈林(1888-1938)，被斯大林編造的叛徒、間諜罪所害，喪失了生命(1962年蘇共中央推翻叛徒、間諜罪名)。
類似布哈林事件，在毛澤東時代不斷上演。彭德懷於1959年的廬山會議批評大躍進，遭毛澤東迫害，後來被加上“裏通外國”罪名，死於秦城監獄。文革初期，中共中央副主席、國家主席劉少奇被誣為叛徒、內奸、工賊，遭受摧殘致死。
文革後，改革大家胡耀邦為“資產階級自由化”背負罪名；另一總書記趙紫陽，竟是“支持動亂”者。
這種任意羅織罪名的“歷史教訓」，是值得後人深思的。在法治的社會如香港，罪與非罪依據法律裁決；以言入罪的政治裁判，不是文明社會的常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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