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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長專制和個人崇拜引發的文革，是一場駭人聽聞的浩劫，不可能
存在任何意義上的民主。 |
歷史，或可解讀為前人留給後人的“政治遺產”，成功的光環和失敗的“教訓”，都有值得思考、借鑑之處。
如儒家思想家荀子謂：“觀往事，以自戒；治亂是非，亦可識。”亦如宋代詞人李清照詩云：“夏商有鑒當深戒，簡策汗青今具在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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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文革(1966-1976年)浩劫，應汲取的“歷史教訓”是：在專制主義之下，毛澤東的「和尚打傘」──無髮(法)無天，釀成社會的脫序和巨大災難，要尋找制約權力、保障人權的民主之路，避免文革的重演。
令人吃驚的，是香港一官員把文革視為民主運動，說文革發展到極端民主的地步，人民掌握一切，社會就會混亂(大意)。對此輿論嘩然，是很自然的事。
崔少明、毛孟靜、陳雲、楊柳岸諸君鴻文，已評論“文革民主”論，筆者也來湊熱鬧，梳理一下文革的歷史。從官方的定性、文革的主導理論、家長意志下的殘暴圖象，試析文革是一場「狼化運動」，絕不是「人民掌握一切」的民主運動。
葉帥論大災難 血腥恐怖
媒體引述官方對文革的定性，多選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決議。不過，最早的定性不在這份決議。
1979年，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發表“十一講話”，就闡述文革的“性質”，稱文革把社會“投入血腥的恐怖中”，林彪、江青集團“把欺騙手段同極端野蠻殘暴手段結合在一起”，實行“最腐朽、最黑暗的封建法西斯專政”，群眾遭受“一場駭人聽聞的浩劫”。
葉帥又提到“把革命領袖當作無所不知、無所不能、每句話都是真理、都要永還照辦的神”，“打著文化革命的旗號，大規模地毀滅文化”。
葉帥不只是以不流血手段推倒四人幫的英雄，改變了中國和中國人的命運，而且最早有系統地公開批判文革的專制主義。
在葉帥“十一講話”的基礎上，由改革大家胡耀邦牽頭、由葉劍英、鄧小平、陳雲等拍板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紅頭文件──〈關於建國以來黨的歷史問題的決議〉，更詳細論述了文革。它對文革的定性是：“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。……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，給黨、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。”
紅頭文件指出：“對於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、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，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。”
在中共十七大，胡錦濤也提及文革之災。
中共中央關於政治事件的“結論”，未必獲得民眾特別是知識分子的認同，對文革的定性卻大致有共識──民眾普遍認同文革是“一場浩劫”之說、支持“全面否定”之論。只有林彪、江青集團及其支持者，才把文革說成大民主的群眾運動。
迫馬思聰吃草 狼化運動
再從文革的主導理論來看，文革也不是“任何意義上的民主”。
主導文革的“理論”，是從“無產階級專政論”演變而來的“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論”。前者源自列寧在《國家與革命》的一套專政論，後者則是在編造階級敵人、階級鬥爭之下，毛澤東推行殘暴統治的“革命理論”，於1967年11月在兩報一刊發表，成為指導文革的理論。
從文革爆發時的“造反有理”，到“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論”，以“文化大革命”為名的政治運動，是一次人的“狼化運動”──人性泯滅、狼性囂張、黑白顛倒的暴力運動。
所謂人的“狼化”，一方面，指毛澤東毫無人性，只有狼性，在“同志”中編造“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”，在民眾中編造階級敵人，任意羅織罪名整人、殘害民眾；另方面，指他唆使紅衛兵和其他造反派，隨意抄家、揪鬥、放火、殺人，社會陷於無序、暴力的深淵。
北京中央音樂學院的名譽院長趙渢，生前透露作曲家、小提琴家馬思聰的遭遇：“有一天，馬思聰和我被派到學院裏拔草。一個造反派(瓦工)對馬思聰吼叫：你還配拔草！你是匹馬，只能吃草！說完，真的當場強迫馬思聰吃草。還有一次，我見到一些紅衛兵拿著尖刀威脅馬思聰說：你要老實交代，要不，我就拿刀捅了你。”
權力無限膨脹 人性泯滅
狼性畢露的紅衛兵、造反派，是被“神”愚弄的一群。北京作家章立凡最近發表的〈滴血的紅八月：是毛主席叫我打的〉，描述他在1966年的見聞：“有位中學女紅衛兵，一路用皮帶抽打一名‘反動大學生’，當有人提出‘要文鬥不要武鬥’時，她理直氣壯地回答：‘是毛主席叫我打的！’這時我才明白，‘要武’的暗示有如此大的威力。”
從文革的發動到人的狼化，凸顯文革左禍之因，不是社會有民主，而是家長專制和個人崇拜、權力的無限膨脹，導致毛澤東為所欲為，不把人當人看待，連“國家主席”劉少奇也無起碼的人權保障。人，只是被踐踏的一隻蟻，只是被“狼吞”的一口肉；自由和民主，在遙遠的“天國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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