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誠信興商宣傳月”剛在大陸各地展開，主管商務、整頓市場秩序的副總理吳儀發表演講。她說：“中華民族自古就有誠實守信的優良傳統。在新的歷史條件下，……更需要我們大力弘揚這個傳統美德，……使誠信為本的理念深入人心。”
自古以來，中國的思想家、有遠見的政治家，無不把誠信視為立國之道、執政之本。孔子說：“人而無信，不知其可也。”《中庸》曰：“唯天下至誠，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，立天下之大本，知天地之化育。”在道德淪喪、誠信缺位、假大空騙風氣甚盛的今天，向傳統文化取經，是理性的選項。
樹立執政黨和全社會的誠信體系，更需要建立和健全法律、制度，在法治的基礎上構築官民、社會成員之間(如生產、銷售者與消費者)的誠信約束機制；也要汲取“歷史教訓”，特別是歷次極左政治運動造成的誠信危機，首先是反思五十年前反右的失信於人。
失信於人 鳴放轉為反右
最近，北京等地的一些網站和期刊，提及1957年反右的極左錯誤，說毛澤東的反右是言而無信，應“深刻汲取歷史教訓”。這是值得關注的“另類聲音”。
五十年前的9月，是反右的“高潮階段”。9月12日，毛澤東審閱胡喬木撰寫的《人民日報》社論〈為甚麼說資產階級右派是反動派〉，加重了右派分子的罪名，說他們是反動派還不夠，再加上“反社會主義反人民”。9月15日，毛審閱胡喬木執筆的另一社論〈這是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〉，把鳴放者稱為反動的資產階級右派，把反右說為社會主義革命的繼續。
1957年9月16日，《廣州日報》轉載《人民日報》9月15日社論〈為甚麼說資產階級右派是反動派〉。
這兩篇社論在9月15日、18日發表後，各地“抓右派”層層加碼，造成極大的政治災難。
從鳴放到反右的轉變，暴露毛澤東失信於人，執政黨的誠信崩潰。在1957年6月反右之前，毛澤東號召各界人士鳴放，在“百花齊放、百家爭鳴”中幫助共產黨整風、除三害──官僚主義、教條主義、宗派主義，並聲稱暢所欲言、言無不盡、言者無罪。
當人們參加鳴放、略為批評三害時，毛澤東便翻臉，把溫和的批評誇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言論。
葛佩奇冤 未說殺共產黨
說毛澤東沒有誠信，還在於他主導的反右，任意歪曲鳴放者的言論，任意羅織罪名。
毛澤東編造出“章羅反黨聯盟”一類的右派集團，把國務院交通部長、民盟副主席章伯鈞的發言，說成向共產黨奪權的“兩院制”。事實是，他的發言，肯定“黨是可以從政治上領導科學”；他只是提議，讓人大、政協、人民團體(如總工會)和民主黨派(如民革、民盟)，成為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，參與國家“重大問題”的討論。
章伯鈞是從工業設計院想到政治設計院。政治設計院的實際涵義，是讓人大等成為諮詢機構，透過對政策和“重大問題”的諮詢、討論，減少決策的失誤和官僚主義、教條主義。他提到的人大等，是由共產黨嚴密控制的。他提“政治設計院”，怎麼可以說是要向共產黨奪權？哪裏有反社會主義意圖？
最冤的是，中國人民大學物理學講師葛佩奇。《人民日報》編造他的發言要點是“殺共產黨”。這是反右時極轟動的一件事。事實是，他並未如《人民日報》編造的，說：“群眾總要推翻共產黨，殺共產黨人……只空喊萬歲是沒有用的。”他的發言是：“在這次整風中，如果黨內同志不積極改正缺點……那不僅可以自趨(取)滅亡，而發展下去可以危及黨的生存。”這與近年北京高幹說“反貪腐關係黨的存亡”，有甚麼分別？
因《人民日報》的編造，葛佩奇被定為極右分子，坐牢十八年，直到1980年，在改革大家胡耀邦過問下才獲平反。
哭笑不得 一滴淚成右派
反右之失信於人，又在於毛澤東按百分比，想像出一大批反黨右派分子。
各地按毛澤東的比例，層層加碼“超額完成任務”。有人未參加鳴放，如著名社會學家潘光旦一句話也沒說，卻成了“不說話右派”；還有人在鳴放時生病未上班，也被“湊數”為“心靈陰暗右派”；又有極左派如軍中的陳沂少將，竟是不知何罪的“糊塗右派”。
更令人哭笑不得的，是清華大學一位很怕事的女學生，成了“一滴淚右派”。因為在鳴放時，她聽一位同學訴說在1955年肅反時的不幸遭遇，忍不住而“彷彿眼圈發紅眼角掛淚”(這是1957年清華年輕教師、1979年以小說《羅浮山血淚祭》聞名的作家中杰英，在回憶反右時的描述)。
一剎那的柔情，眼角的一絲淚花，竟是罪過，招來反黨右派分子的罪名。她和同命運的人，被押去勞改農場服苦役，在非人生活中葬送了青春，歲月早把“幸福”一詞從他們的人生字典中抹去，正是：“有淚無言對晚春。”(宋．淮上女：減字木蘭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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