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“慶祝內蒙古自治區成立60周年”大會上,主管中共黨務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曾慶紅說,十七大即將舉行。
十七大的主要議程,一是決定未來五年的社會經濟政策,二是中央委員會換屆改組,產生十七屆中委會、政治局及其常委會、軍委會。十七大之前,胡錦濤在中央黨校的演講(六二五講話),有未來五年社會經濟政策的取向;省委的重組模式,則與中央的換屆改組有“連貫性”。
宋代蘇東坡的詩句“春江水暖鴨先知”,令人回味的是給後人的思維啟示。我們何妨解開最近中共省委換屆改組的隱碼,轉化為清晰的視象──展示新的權力景觀。這種新景觀,與十七屆中委會的重組息息相關。
本文以解構的視角,分解新一屆中共省委的權力結構新模式、領導層的世代結構,再略析十七大的模式選擇。
一加二式 疆藏蒙不一樣
31個省、直轄市、自治區的中共黨委,在改組前的領導層結構,是1個書記、4個副書記,連同他們的常委總數15至19人;經濟發達大省、直轄市(北京、上海、廣東、江蘇等)和新疆、西藏、內蒙少數民族自治區,副書記多至6人。
新一屆省委權力重組創造了新模式,其內涵是職務(席位)結構和入職年齡臨界點。
新領導層的職務席位結構,是一加二總共十三,即1個書記、2個副書記(兼任省長的副書記和專職副書記),連同他們的常委共13人,這是共同的精簡型新模式。
新疆、西藏、內蒙享“一般”之外的“特殊例外”待遇:副書記的席位,疆、藏多2席,內蒙多1席。其中,西藏的人大主任列確(62歲)、內蒙的紀委書記巴特爾(52歲),有副書記座位,為省的人大主任或紀委書記中“唯一例外”。
中共中組部和黨報並未對此公開解釋。本欄的解讀是,中共中央的用意,一是“照顧”少數民族,多安排3個具少數民族身份者──藏族的列確,維吾爾族的努爾.白克力和蒙族的巴特爾;二是把少數民族地區具潛質的漢族少壯幹部,放到核心層磨練,額外增加疆、藏的副書記各一人(楊剛、郝鵬)。
在一加二的新模式下,副書記共67人,比前一屆減少91人。
新模式還關乎年齡結構。中共中央對領導層的年齡限制,本欄稱為年齡的量化約束。第一個量化約束,是年齡邊界,正省級和副省級的退職年限,分別為65、60歲,副書記和紀委書記63歲;第二個量化約束,本欄稱為入職的年齡臨界點,新一屆的書記和兼任省長的副書記、紀委書記、一般常委,最高年限為63、61、58,權稱“三一八約束”。入職臨界點與退職年齡邊界有兩歲的差異,顯現新一屆的年齡門檻更緊。
四中崛起 黃昏族餘暉少
世代結構的變化,凸顯領導層加快新陳代謝。這是中共省委權力重組的新景觀之一。
2002年中共十六大前的省委領導層,以1944至1949年出生的第四代前期佔絕大多數,第三代中期(1937-1940生)和後期(1941-1943生)也佔相當比例。第四代中、後期的席位極少,1960年以後出生的第五代,則還沒有“零的突破”。
新一屆的省委領導層,世代推移的步伐加快,48至57歲的第四代中、後期崛起,是世代推移的大趨勢。
在62個省委書記和兼任省長的副書記中,第四代中、後期共24人,約佔三成九。如以出生年代(1950-1959)而言,他們是“共和國的一代”;如以就業年代來說,他們是文革後期的一代。
第三代中期已消失於省領導層,64至66歲的第三代後期只剩兩人。
58至63歲的第四代前期,以就業年代而言是文革前期的一代。他們雖有35人佔五成六,但黃昏族能享受的權力餘暉無多。兩、三年後,第四代中、後期和第五代,諒會取代他們,席位由現在的四成增至六成左右。
參照坐標 臨界點難改變
中共省委的換屆改組,與中央的權力重組有模式選擇的“連貫性”。所謂模式選擇,是指省委重組的新模式,為十七大的高層改組樹立了參照坐標,其中入職臨界點的量化約束,尤值得關注。
依中共十六大模式,新一屆中委的入職臨界點是66足歲*,在67足齡“一刀切”之下,沒有“特殊的例外”。中共十七大如果是常態改組,自不會把臨界點往後移,也不改變“一刀切”。省委換屆重組的臨界點比年齡邊界低兩歲,“三一八約束”之外沒有“特殊例外”;中央委員的臨界點如要往後移一兩歲,或放棄“一刀切”的規則,便失去正當性、與地方的連貫性。
*中共十六屆中央委員會(2002.11-2007.10)政治局成員中,滿67歲以上者有:曾慶紅、賈慶林、吳官正、羅幹(常委)及吳儀、曾培炎、張立昌、曹剛川。常委黃菊已於6月死亡,委員陳良宇因貪腐案被捕。
中共31省省委書記和省長的世代結構 |
世代 |
書記 |
省長* |
總人數
佔% |
三代後期
1941-43生 |
2 |
0 |
2人
3.23 |
四代前期
1944-49生 |
17 |
18 |
35人
56.45 |
四代中期
1950-56生 |
11 |
11 |
22
35.48 |
四代後期
1957-59生 |
1 |
1 |
2人
3.23 |
第五代
1960-生 |
0 |
1 |
1人
1.61 |
註:*省長為第一位省委副書記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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