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共省委將於月底完成換屆改組，十七大正加緊籌備。

　　今年秋冬的中共十七大及十七屆一中全會，將重組任期5年的中央委員會、政治局及其常委會、軍事委員會，也會調整書記處成員；明年3月的十一屆人大，則產生新一屆的國家主席和人大常委會、國務院領導層；稱為統戰機構的政治協商會議(政協)，亦換屆改組。

　　這是胡錦濤、溫家寶成為十六屆政治局核心人物之後，主導的換屆改組；旨在促進世代推移、選拔和培植2012／2013的接班群，建立高層更有效的權威控制，從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，維持經濟的持續高增長。

　　本欄以解構的視角，分析政治人物在十七大權力重組前的競爭優勢。解構的涵義，是先分解中共中央相關的理論、制度、權力結構，接著為高層領導人的身份代表符號解碼，並評估政治精英的競爭優勢、再構新一屆領導層的競爭格局。

　　權威控制　從個人到制度

　　英國政治學者帕特里克．敦利威(Patrick Dunleavy)論述制度操控時說，政府中的政治領袖通常能改變將政黨競爭結構化的遊戲規則(《民主、官僚與公共選擇》)。這是對民主社會的競爭模式而言。

　　在“一黨領導”體制下的中國大陸，不存在政黨競爭，民間社會尚在萌芽狀態；如亨廷頓(Samuel P. Huntington)在《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》所言，共產黨的組織提供具備體制性質的組織結構，以此去動員支持和執行政策，建立有效的權威。

　　恩格斯(1820-1895)說，權威是以服從為前提。共產黨的權威控制，是構建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高度集權、權力和利益的極度排他性。列寧(1870-1924)的《國家與革命》，以“無產階級專政論”闡述其權威控制觀，他說：“國家是特殊的強力組織，是用來鎮壓某一階級的暴力組織。”

　　中共的權力轉移、接班群的選拔，一直在權威控制中。在不同時期，“權威”的意涵有差異。

　　在毛澤東時代，權威控制模式的特點，是毛澤東的個人崇拜、個人權威控制；是黨的組織和成員，對他的絕對服從。

　　八十年代“改革開放”以來，組織控制權威漸漸增強，權力轉移、接班群選拔的制度逐漸建立，秩序文化在整合。當然，制度遠未完善，秩序文化的約束仍脆弱，貪污和買官賣官現象猖獗。

　　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後，胡錦濤以總書記身份多次發表演講，闡述不同於前朝的改革構想，提出“新三民主義”及“和諧社會論”，溫家寶則鼓吹“科學發展觀”。他們傾向於增強法律和制度的規範，建立更有效的、以黨組織為主導的權威控制。

　　秩序文化　制度道德約束

　　權威控制與秩序文化息息相關。作者於1997年提出社會和諧與秩序文化的概念，認為“秩序文化是社會和諧、政治穩定的因素。就權力的轉移而言，有序的傳承可避免亂局。”作者對秩序文化輪廓性的概括是：

　　“北京官方沒有提出秩序文化的概念。我把與資源配置、利益分配、人際關係、社會秩序、權力體制等有關秩序的價值觀念、規範和文化內涵，稱為秩序文化。”

　　“它有中共革命歷史傳統和無產階級專政論的沉澱，如政治血緣論、按資排輩論；又有1949年以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色彩，如走後門和權力租賃的觀念、性關係效應的行為模式；它也吸納了西方政府行政改革的某些經驗和遊戲規則。”

　　中國古代秩序文化的基礎，是制度和等級倫理、道德和禮的約束，這就是儒家強調的以民為本和“明禮慎刑”。孔子云：“為政以德”、“約之以禮”，《禮記》曰：“人有禮則安，無禮則危”，《孟子》謂：“人人親其親，長其長，而天下平。”，都蘊含對“秩序”的理想。

　　中共權力轉移和選拔接班群的秩序文化，雖以其紅色革命的理論、價值觀為主軸，但近幾年，胡溫吸納歷史經驗，開始關注儒家的道德價值觀，吸納其道德約束的一些理念。

　　制度構建　十六大有共識

　　秩序文化的主要內涵之一，是制度的構建。中共中央選拔接班群和權力轉移的制度構建，可歸納為三方面。一是從黨和政府的法規，規範公務員的任用、幹部的選拔和監察；二是確立選拔幹部的四化取向──革命化、年輕化、知識化、專業化；三是建立任期邊界、年齡邊界和十六大模式(或稱十六大共識)──北京官方沒有這些術語，這是作者對制度構建的概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