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英國的香港殖民地政府，到“一國兩制”下的香港特區政府，官方文書的中文水準都偏低；法律文件、文告、高官的演講，常有“中文梗塞症”。其特點之一，是辭不達意，文字生硬、不流暢；特點之二，是未能辨別詞彙的褒義還是貶義，因而有錯用、亂套之失。

　　近期官方擬草、立法會審議的一個法例，定名為種族歧視條例草案(以下簡稱“條例”)，便是令人拍案驚奇。

　　拍案驚奇　倒轉立法意圖

　　在法律或政府行政命令中，凡涉及公眾行為、居民權益或全社會居民生存環境的文件，其命名都應顯現清晰的立法意圖(目的)。

　　就立法意圖而言，本欄把這類法律、行政命令粗分為三大類。第一類是反制性、防範性、處置性的，如中國大陸實施的懲治貪污條例、治安管理處罰法、反不正當競爭法、反分裂國家法；第二類是保護、保障性的，其保護、保障的對象，或是某種群體或是全社會成員，如婦女權益保障法、消費者權益保護法；第三類是全社會生存環境的改善、整合，命名多以“防治”凸顯立法意圖，如水污染防治法、傳染病防治法。

　　立法會審議的“條例”，是上述的第一類，其立法意圖是反制性、防範性。法律或行政命令，都帶有“合法”的強制性，如英國著名的法學家、牛津大學教授哈特(Herbert　Lionel　Adolphus Hart, 1907-1992)說的：法律強加於民眾力戒某種行為的“責任”之規則(《法律的概念》第三章)。

　　凡是反制、防範某一類公眾行為(含政府、公司、社團、個人的行為)，法律的中文命名應加反制、防範的動詞，如反(反對)、防止、消除、懲治，以示否定這類行為，界定行為主體應承擔的責任和預警(依法懲治)。懲治貪污條例、反洗錢法，就有否定貪污、洗黑錢行為和懲治預警的意涵。

　　香港審議中的“條例”，其命名把反制、防範某種公眾行為的立法意圖，轉變為肯定性、保護性，這是命名錯誤的“逆效果”。如按香港官方的命名模式，豈非有下列法律：國家分裂法、貪污賄賂條例、洗錢法？

　　 兩種選擇　確定規範邊界

　　法律命名之錯，暴露相關人士不能辨別中文詞彙的褒義和貶義。凡是法律不許可的公眾行為，如貪污賄賂、內幕交易、種族歧視、性別歧視都是貶義，反制、防範這類行為的法律，其命名豈可沒有適當的動詞？

　　“條例”的命名，有符合漢語語法規範的兩個選擇。一是在被否定的公眾行為前，加反制性、防範性的動語而成為〈防止種族歧視條例〉或〈清除種族歧視條例〉；二是凸顯保護、保障居民權益的立法意圖，命名為〈種族平等條例〉(或少數民族權益保障法)。1995年頒布的〈性別歧視條例〉，應是〈性別平等條例〉或〈性別權益保障條例〉。這樣的命名，可與聯合國的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〉接軌。

　　“條例”不只錯在命名，還牽涉種族歧視的界定。

　　種族歧視應是指人種、民族之間歧視性的差別待遇；在香港立法規範種族平等，是要防範多數民族(漢民族)對印、巴、尼泊爾、菲律賓等少數民族的歧視。

　　在漢語語法中，主語(歧視)前加了定語(種族)，是對歧視行為的類別(種族類)確定；就法律而言，是確定了法律規範的邊界。邊界的意涵有二，一是不屬於種族歧視的其它歧視行為，如性別的歧視、漢民族內部的地域歧視、家庭內部對正出和庶出的差別待遇，就不在防範(清除)種族歧視法律的邊界之內。二是歧視行為的發生，是因種族不同及其宗教、習俗、膚色的差異，不牽涉種族差異的行為自不應視為種族歧視。

　　身份差異　不是種族歧視

　　在審議“條例”期間，有議員和社會人士提議，把來自中國大陸的新移民“受到歧視”，列入種族歧視範圍內。這是對種族歧視含義的誤解或歪曲。

　　來自中國大陸的新移民即使“受到歧視”，也非種族歧視。港人與大陸新移民同是漢族，怎麼有種族歧視？即使新移民中有滿族、藏族，也不是種族歧視──涉及公援、公屋、醫療收費的利益衝突，無關種族及其宗教、習俗。

　　所謂對大陸新移民的“種族歧視”，實際是地域、身份認同範圍內的差異。在漢民族中，地域、身份認同差異或地域歧視，並不鮮見，如許多江蘇南部居民看不起蘇北人，這並非種族歧視。

　　港人與大陸新移民之間，說不上有強烈的地域、身份歧視。所謂種族歧視，是帶著“免費午餐”意念者，來香港後的一種“失落感”，是不想承擔“移民”風險的一種怨言。香港的立法，絕不應“跟著感覺走”。

　　永久居民與新移民之間有社會福利的差異，是身份轉變過程中無可避免的“過渡”，是移民承擔代價的“陣痛”，為全球的通例；即使有良好法治、福利制度的加拿大、美國，都有此身份差別。這關乎權利與義務的平衡和秩序文化，而非種族歧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