歷史是“存在”的記錄，自然也有民眾的“集體記憶”。凡是曾經“存在”的政策、施政、社會事件、群眾抗議運動和政治權要言行，是無法以個人意志抹掉。有些人卻偏偏想“顛覆”歷史屏幕，把斑斑的血跡漂白──粉飾六四流血事件。
正如《詩經．抑》的詩句，這是「顛覆厥德」，「斯言之玷(講話大錯失)，不可為也。」以歷史學的視角解讀「顛覆厥德」就是：想抹掉「存在」、歪曲歷史，是沒有承認事實的道德勇氣。「顛覆存在」的輕佻，引起社會強烈的反彈，恰正是港人心存良知。
絕對服從 講真話被折磨
在“一黨領導”體制下，民眾必須絕對服從“黨的領導”，“聽黨的話，按領導人的指示辦事”。即使黨或黨的領袖決策錯失、施政缺乏人性──如五十年前的反右和後來的大躍進、人民公社、文革，人們也不能說實話、吐怨氣；凡是說事實講真話者，不是遭到政治陷害，就是受到暴力折磨。
五十年前勸告毛澤東不要好大喜功，不要向蘇聯一邊倒、盲目搬用蘇聯教條的知識分子，正是愛國憂民的社會精英，卻被指為右派分子在勞改場備受苦難。
1959年在黨的會議上批評大躍進、人民公社偏失的彭德懷、黃克誠、張聞天等，竟被定為“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”，彭甚至被誣為“裏通外國”。
在1959-1961年四千萬人餓死的大飢荒期間，說出真相者都慘遭摧殘，中共河南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下令毒打說實話者，光山縣委書記張福洪被第一書記殘害：“連頭皮一道撕下，活活整死。”甘肅省鎮原縣說過餓死人者，被稱為“反革命集團成員”，遭到“專政”：“逮捕時壓倒在地，麻繩五花大綁，像捆柴一樣，用腳蹬踩揉捆，有的當場就捆得昏死過去，有的造成終身殘廢。”(據《百年潮》的回憶錄)
許多老百姓和良知尚在的幹部，因說出真相、講了真話付出沉重的代價，這是後人應記取的歷史教訓。
香港是成熟的法治社會，當“六四”十八周年將屆時，有些港人對北京八九學潮和六四流血事件發表意見，原是言論自由的常態。但有“左習慣”者一聽逆耳之言就訓人，就粉飾坦克上街、開槍鎮壓，就高喊“國家認同”的口號。
歷史的血跡，是抹不去的“存在”，豈能漂白？如同十八年前“李總理”的發言人袁木說“沒有死一個人”一樣，否定八九學潮中發生過流血事件，自必引起爭議。
國家認同 不是個人崇拜
有人一直以國家認同為名，要人們“向前看”忘記六四事件，按北京官方的定性“認識六四事件”。
所謂國家認同，是甚麼內涵？叫喊口號者從未說明。多年前作者分析兩岸關係時，提到“一個中國”三個層次的概念，三個層次指領土中國、歷史／文化中國、政治中國。作者認為，在現階段“一個中國”的共識，應建立於兩岸共構一個中國的領土、兩岸共有一個中國的歷史和文化；至於不認同“政治中國”(中共執政下的中國大陸政治體制)，正是兩岸在相當長時間內必須維持現狀的關鍵。
在香港，認同領土中國、認同歷史／文化中國，本就不存在甚麼障礙；而許多人不能認同“政治中國”，則是很自然的事。如果都認同中國大陸的社會制度、執政黨的權力規則，還有甚麼“一國兩制”？
所謂一國兩制，就是容許與“政治中國”不一樣的香港維持現狀──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、獨立的司法、充分的自由和蓬勃的民間社會。所以，一國兩制的拍板者鄧小平說，九七年後的香港，“可以罵共產黨”；只要擁護“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，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”，就是愛國者(按：即“認同領土中國”)，即使“相信奴隸主義”，也是愛國者(鄧小平文選第3卷75、61頁)。
國家認同，並不是對某個政黨、極少數政治權要的盲目崇拜和絕對服從。毛澤東的大躍進、人民公社和文革等，都是使人民深受苦難的政治運動，怎麼可用國家認同之名迫人們「歌德」一番。
破除迷信 改變愚民政策
八十年代初，改革大家胡耀邦發表內部講話，暢談“做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”，後來紅旗雜誌按照他的論點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，呼籲走出個人崇拜的愚民之路，它說：“搞個人迷信，把個人封成神，認為誰誰說的做的都是百分之百正確，不可能有錯誤。甚麼明察秋毫呀，洞悉一切呀，大救星呀，那是封建愚昧的表現。”人民日報的一篇評論員文章，則說要正視“對國家的迷信同對個人的迷信一起氾濫”；它說：“從思想上破除對國家的迷信，是……改革國家領導制度的一個重要條件。”
只有告別愚民的個人崇拜和政黨崇拜，反思違背人民利益、反人性的政策、施政和“理論”，以民為本，尊重事實和獨立思考，才有可能理性對待歷史事件和國家認同，才是真正的愛國憂民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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