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共十七大前，省級黨政領導層的易地交流，是權力運動的新浪，與高層權力重組息息相關。

　　中央與地方的權力、利益衝突，往往導致藩鎮(方鎮)割據、地方對抗中央政府。強盛的西漢前期，雖有文景之治，但文帝和景帝均面對同姓(劉)王、諸侯抵制朝廷政令的障礙；景帝時當過御史大夫的?錯(前200-前154)上〈削藩策〉，力主削藩，七王施“清君側”之計置他於死地。唐朝從盛到衰，亦關乎藩鎮割據及其衍生的安史之亂(755-762年)。宋太祖趙匡胤(927-976)勸軍事將領“不如多積金、市田宅以遺子孫，歌兒舞女以終天年”，(宋史．石守信傳)，杯酒釋兵權，正是想解“未嘗安枕而臥”之憂。

　　胡、溫等主導的易地交流幅度甚大，與毛澤東在1973年調動八大軍區司令員有相似之處，與古代的削藩有歷史親緣關係，但也有許多差異。

　　抵制政令　超越權力邊界

　　易地交流的政治意涵之一，是盡可能緩解地方保護主義或“半獨立王國”對中央的牽制，謀求政令順暢。

　　自八十年代“財政分灶”、副省級以下人事權下放給省以來，地方勢力抬頭。九十年代中期以來，地方保護主義的加劇，導致假劣商品和盜版的猖獗，官吏貪污和草菅人命的狼群現象日益嚴重，經濟的宏觀調控、環保政策的落實遭受很大阻力。

　　有特殊“硬後台”的省、直轄市，對中央政令陽奉陰違。上海黨政領導層幾乎是清一色的新海派、陳良宇的貪腐案、周正毅“東八塊”案的“捂蓋子”、醫院“狼性斂財”事件，在政界引起很大爭議；安徽阜陽、湖南郴州的貪腐土圍子，更暴露地方土霸勢力的肆虐。

　　地方領導層的大換血、省級核心人物的易地交流、中央巡視工作和肅貪的強化，旨在“理順”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和利益關係，盡力消除“上有政策下有對策”的怪圈。

　　這些舉措有“削藩”的意圖，相似於某些歷史事件，但有更大的差異。本欄對古今差異的解讀是，胡、溫無意剝奪地方應有的自主權，而是更清晰劃分中央與地方的權力，並建立共識，使之“邊界化”；如中央政府在“全國一盤棋”和“可持續發展”視野下的經濟宏觀調控權，是地方當局不能踰越的權力邊界，地方應尊重中央的權力邊界。

　　所謂削藩，就是消除危及中央權力邊界的越軌行為，如地方保護主義、抵制政令、扯皮之類，而非“你死我活”之鬥。其願景，是營造中央與地方更好的“共生”空間；在“共生”的理念之下，整合兩者互動、互利、共享的秩序文化，尋求達致和諧之路。

　　回歸制度　重構地方經驗

　　易地交流也關乎制度構建。它不是新的政策，只是它的落實形成一股新浪，是最近的事。早在九十年代，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有幹部迴避、易地交流的規範。2002年7月，中共中央下達〈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〉(是1993年“暫行條例”的修訂)，規定“地方黨委、政府領導成員在同一職務上任職滿10年的，必須交流。”(52條2款)但是，這些法、制規範“白條化”，如過去基層政權收購農民糧食寫的白條(欠單)，未能兌現。

　　現在胡、溫等全力推動易地交流，是想把幹部的管理回到制度約束之軌。

　　就制度構建而言，易地交流有經驗重構的功能。易地交流有三種主要模式，一是地方幹部的省際交流，二是中央與地方幹部之間的交流，三是國企管理幹部與中央、地方黨政幹部的交流(如中海油的衛留成調任海南省長，再升書記)；第一種最常見，第二種次之。

　　作者所稱的經驗重構，是擴大“經驗面”，避免經驗的單一化或經驗斷層，重構或增強地區、中央與地方的系統經驗優勢。新海派的特點之一，是大多數人只有“上海經驗”，雖然工業、城市經驗較豐富，卻無上海之外的資歷。不少鄉村幹部出身的副省、正省級幹部，沒有出過“省門”，有經驗斷層，受經驗重構的洗禮可擴大視野和競爭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