習近平調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後，上海黨政領導層的整合正展開。中共中紀委繼續清查陳良宇和上海社保基金案，再次關押“不法商人”周正毅，令期待執政廉潔者有一份驚喜；派系鬥爭之說，卻也隨著小道新聞傳開。

　　肅貪三馬車胡、溫和吳官正的渡江戰役，與中共高層的宏觀政策爭論、十七大的權力重組有些關係；也關乎政令不暢通、陷於《荀子》論及的“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”之困。但是，不能說只是“整上海幫”的純派系鬥爭。事實是：渡江戰役並非只打上海虎。

　　牽涉上海社保基金案的邱曉華，就不是甚麼上海幫。相反的，他與團中央有政治血緣，曾任青聯的常委、副主席。接替陳良宇的習近平、接任上海市紀委書記的沈德詠，與共青團、胡錦濤亦無淵源。

　　肅貪風暴　從平津到淮海

　　肅貪新浪恰如國共內戰時(1946-1949年)的梯型推移格局，從北向南推進，在遼瀋戰役(東北會戰)的基礎上，先有平津戰役(華北戰事)，接著是淮海戰役(徐蚌會戰)和渡江戰役(長江戰事)。

　　中共十六大(2002年11月)後，三馬車著力肅貪，先在東北發起打“東北虎”的遼瀋戰役，東三省大貪官韓桂芝、田鳳山、張國光等被關押；接著，清查國務院各部和大型國企的貪官，以中銀香港劉金寶(有上海背景)貪污受賄4,000萬元案最為轟動。

　　2006年夏季，中紀委扣押京津副省、正廳級貪官，如北京市副市長劉志華、副檢察長雍戰勝(正廳)和天津市檢察長李寶金(副省)，揭開平津戰役序幕。接著，是淮海戰役的舖開。

　　國共內戰的淮海戰役，西至皖西、豫東的淮河流域，東達東海，北至徐州，南達皖南蚌埠一帶，在今江蘇、安徽省境內和河南省東部。三馬車的肅貪淮海戰役，在蘇、皖追查大案，涉案者有江蘇省前南京市委書記王武龍、安徽省副省長何閩旭和省委副書記王昭耀；又搗毀安徽阜陽貪官集團的黑窩。

　　淮海戰役之後的渡江戰役，因攻入上海圍捕保皇黨人──以保太上皇形成保護傘的新海派(上海幫)，而廣受關注。但是，渡江戰役的戰場不限於上海。長江沿岸的湖北、湖南、江西，南方的廣東、海南、福建等省，均有打虎行動，一批副省級、廳級貪官落馬，包括武漢中級法院院長周文軒、前廣東副省長劉維明、福建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長荊福生(曾任福建團省委書記)。

　　非常行動　著力清除障礙

　　追查陳良宇，再捕周正毅，是肅貪新浪中的非常行動。

　　說是非常行動，是因為要在上海清查與新海派有關的貪腐案，難度遠大於其他各省。三馬車如“知難而退”、不了了之，是無法向公眾交代的。社保基金32億元的舞弊案，涉及許多人的退休金，不追查虧空，無法改善社保基金的管理生態、重建供款者的信心。

　　三馬車和新領導層面對的民眾懸念，不僅在巨額社保基金的流失，還在於上海當權者對周正毅案的“捂蓋子”。

　　暴發戶周正毅牽涉上海靜安區“東八塊”的土地使用權和信貸舞弊，與其商界合夥人、陳良宇之弟陳良軍有關，沒有上海黨政當權者的支持和保護，他哪能取得“東八塊”、強制市民拆遷？三前年上海法院只以操控股價、虛報資產判刑3年，陳良宇利用權力壓抑維權律師，令公眾懷疑案件處理的公正性，且引起國際傳媒的關注。上海長江醫院、東方醫院、協和醫院的一些詐騙案或罔顧人命的事件，也結下民憤。

　　宏觀調控　政令並不暢通

　　三馬車的非常行動，關連中央宏觀調控與地方利益的衝突。

　　中共十六大以來，適度的宏觀調控政策有落實障礙，政令不暢通。一些省份的固定資產投資過分擴張，好大喜功的心態導致GDP亢奮，未能兼顧生態環境和“社會矛盾”。

　　在地方行政權操控下的圈地運動和熱炒房地產，既使許多農民失地，又令城市房價與市民購買力脫節；地方官與地產商聯手哄抬房價，尤使中央與地方的博弈激烈，自也積下民怨。

　　上海、河南的當權者或自認“後台硬”，抵制國務院宏觀調控政策頗為露骨。三馬車追查上海社保基金舞弊案、重查周正毅案，處分河南校園違規官員，正是要地方官遵循國務院的土地、投資政策，並配合宏觀調控政策量力而行，在全局視野下讓經濟軟著陸，並緩解民怨。

　　最近，中共中央授意《人民日報》發表評論員文章，論述“顧全大局，令行禁止”，呼籲正視“各行其是，出現一盤散沙的局面”：“有令不行，有禁不止，甚至搞上有政策、下有對策，希望全局利益服從他們的局部利益。”它要求幹部“自覺地與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”。

　　此文折射渡江戰役與清除政令障礙息息相關。《荀子》謂：“令行禁止，王者之事畢矣”，胡、溫尋求政令暢通、提升行政效率，創造平衡中央與地方利益的大局──“最終實現局部利益的需要”，是必然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