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屆人大五次年會正審議物權法，將於16日表決通過。

　　人大常委會對物權法修改草案的審議，始於2004年10月，至去年底已審議了7次；在此期間，各方爭論甚多。海外和西方媒體的報道，多把爭議歸納為社會主義革命理想與市場化之爭、改革與反改革的衝突。

　　物權法爭議的背後，涉及不同利益主體的利益訴求。爭論的焦點，不在社會主義革命理想之類，而是MBO風潮、圈地運動中的財產大轉移，國有(公有)、集體資產的大量流失，貪官黑商的財富“原罪”。

　　爭論涉及的價值觀，是社會公平、公義；爭論觸動的“社會矛盾”，是政策和利益的大傾斜，官僚資產階級的興起，弱勢群體的邊緣化。

　　新型左派　關注國企變天

　　在人大年會前，700多位學者、退休高幹聯署聲明，對物權法修改草案表示異議，海外和西方媒體稱他們為左派，本欄則稱新左派。這是因為他們與文革時的極左派、八十年代的老左派不同。

　　文革期間，毛澤東重用的極左派江青、張春橋、王洪文、姚文元和林彪、康生、陳伯達等，是導致“文革浩劫”的罪人；八十年代前期，老一代的左派人物彭真、王震、胡喬木、鄧力群等，以反自由化和倒胡(耀邦)為“特色”。現在的新左派，不像前者鼓吹階級鬥爭和專政。

　　極左派和老左派是含貶意的政治派系，新左派則是具褒義的社會群體。前者是中共黨政軍界的實權人物，後者為無權、無勢、無組織(團體)的吶喊者。

　　新左派對國企變天的關注，對社會公平和公義的追求、對弱勢群體的人文關懷，有助促進民間社會的萌芽。這是新左派與極左派、老左派最大的差異。

　　新左派中，歷經第一、二次“國內革命戰爭”(1921-1927年或1928-1937年)的“老革命”甚少；抗戰幹部(三八式)和解放幹部(1946-1949年)也不多；1950-1965年參加工作的第三代，反而多一些，他們算不上“老革命”。更多的是60歲以下的第四代中後期，如社科院的左大培、政法大學的楊帆等。

　　MBO熱浪　高管瓜分公產

　　新左派對物權法表示異議的主因，是MBO風潮導致國企變天，引發他們的憂患意識。

　　1995-2002年的“新躍進”，除了個人崇拜和好大喜功、勞民傷財的“形象工程”之外，MBO風潮和城市化的圈地運動，也是重要的“標誌”。MBO和圈地導致社會財富大轉移，大量公有制(國企)和集體制財產(農村土地)，被權勢集團變相瓜分、侵吞。

　　源自西方的MBO(management buyout)，中文稱為“經理層融資收購”或“管理層融資收購”。中國大陸官方媒體提及這種產權轉移時都用洋名MBO，極少寫出中文名稱。MBO是LBO(leveraged buyout)即“槓桿收購”之一，專指企業高管透過融資收購公司取得控制權，收購者可以是被收購公司的高管。

　　國企變天的主要模式，除了MBO，還有兩種。一是小企業的“一賣了之”，包括大致均等賣給全體職工的諸城模式(山東)、全賣給私商的海城模式(遼寧)。二是職工股份化(實際是高管股份化)，即官方說的把國資“量化給個人(高管)」；在股份化中，普通職工佔的比例低，高管卻因“佔大份」而擁有控制權，變相瓜分了“全民所有”的資產。許多高管的財富在數千萬至數十億之間。

　　上述三種模式，普遍有自賣自買或低評(估資產偏低)賤價和賄賂的流弊，國有資產(公共財產)大量流失，產權大都轉入有權勢的黨政幹部和國企高管。他們透過特殊關係融資收購、黑箱作業等，瓜分、佔有國企一夜暴發。在圈地運動中，有權勢的幹部和開發商勾結，強制收購農民承包的土地(名義是農民集體所有)，積聚大量財富，導致6000萬農民失地。

　　追究原罪　糊塗帳難清理

　　國企變天的危機，由在大陸教課的香港中大經濟系教授郎咸平“敲響警鐘”，他舉廣東顧雛軍的個案，呼籲停止以MBO為名的“國企改革”。國務院透過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(國資委)下令，於2004年暫停MBO。

　　新左派關注MBO導致公產私化，擔心物權法實際保護了非法侵吞。他們主張追究非法取得財產的“原罪”，不得以物權法保護非法財富、物權；他們建議，物權法必須更明確保護國有資產，防範公產非法私有化。

　　關於後者，物權法修改草案有回應，特別強調保護“合法的”財產、追究造成國有資產流失者的責任，但追究“原罪”則難成“氣候”。

　　國企的MBO和圈地，都經各級政府批准，追究“原罪”是無法清理的糊塗帳；除非收購者和批准者有貪污賄賂的證據被判刑。更大的障礙，是MBO和圈地、圈河(建電網)的最大贏家，是高幹子弟即公子黨、有“硬後台”的國企高管。清華教授蔡繼明在政協年會上說，金融資產達500萬美元者，有30萬人，其中高幹子弟佔的比例極大。

　　《管子》謂：“凡治國之道，必先富民，民富易治也，民貧則難治也。”MBO、高管股份化、圈地、圈河，導致官富民窮，加劇下崗職工和失地農民的貧困化，群體抗爭事件頻仍，這是胡、溫面對的“新躍進”殘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