水，讓人有美好的聯想，浮現唐代李商隱詩中的景觀：“千里嘉陵江水色，含煙帶月碧於天。”水，也令人勾起痛苦的記憶：洪水滔滔，村莊淹沒，災民失所。蓄水之庫──水庫，是水利工程，也可能“異化”為“水禍”；利弊並存，正是水利、環保專家爭論興、廢水庫的一個原因。
築水庫(水壩)，是利用水資源的通用模式，但各國的利弊有差異，正如〈林行止專欄〉評“比石油珍貴的資源”時的論析：“其正確與否不能以國際標準評估。”(11月3日)
中國大陸的水庫，在儲水、供水和發電等方面有“貢獻”；水資源利用的效益、安全程度，卻與西方先進工業國有較大差距。國務院水利部副部長、水利專家鄂竟平說：“我國水利工程的抗洪減災能力，可能不如發達國家高。”
部長失眠 擔心水庫崩堤
中國大陸有水庫85,000座，比美國多10,000座。就數量而言，中、美都是“水霸”──水庫之霸。
水庫中，大型的只有454座，中型3,000多座，小型81,000多座。以2,800多縣級行政單位平均，每個縣有小水庫約28座。廣西的山水名城桂林(現轄12縣)，被550座小水電站(水庫)“包圍”，環保壓力沉重。
大型水庫多為“國家級重點工程”，兼具儲水、分洪和發電功能，水資源增值的效益較高。農村的蚊型水庫──小水庫，多為縣、鄉鎮政府所有，大都只有儲水、供水功能。
各類水庫普遍有技術、安全“未過硬”之失，有的不堪一擊──經受不了大風暴、大洪水和地震的衝擊。據國務院水利部的調查報告，近36%即30,400多座是病庫、險庫，長期“帶病運行”；大學、環保界水利專家的評估，則有近40%存在崩塌風險。
兼任防汛總指揮部秘書長的鄂竟平，不久前對《新京報》記者說：“最擔心的，就是水庫安全，千萬不能垮壩。”他透露，每年七、八月雨季時失眠：“睡不安寧，我最怕的事就是半夜來電話。……這兩個月經常半夜自己醒來，就是做夢發水了。”
佛洛伊德(1856-1939)的《精神分析引論》，論及夢可達致欲望的實現，也有“焦慮的夢”常使人驚醒。鄂竟平夢見洪水氾濫、半夜醒來，或是白日焦慮的沉澱；在大洪水之下，病庫隨時會垮霸，豈能不焦慮？
水庫崩潰 三萬人被淹死
政治人物的焦慮和憂患意識，往往關乎歷史的“慘痛教訓”；“七五八慘劇”，給人留下的陰影尤深。
“七五八慘劇”發生於文革後期的1975年8月，地點在河南省東南部駐馬店、許昌、南陽地區和安徽省西北的阜陽地區；那裏的56座大、中、小型水庫，受不了狂風暴雨或洩洪的衝擊而崩堤，村莊汪洋一片，400餘萬農民被困。淹死的人數，官方“確定”為26,000人、駐馬店官員的估計是三、四萬，民間的粗算是80,000萬人。
被沖毀的板橋水庫(泌陽縣境)和石漫灘水庫，是大型水庫，本被視為“安全工程”。這樣的大水壩被沖毀，壩下的居民、旅客受害沉重，京廣鐵路行走中的火車淹入“汪洋大海”，約5,000旅客在一剎那喪失生命。河南鄰省安徽無風也無雨，但河南境內炸堤洩洪，安徽農民來不及疏散，17萬人無家可歸，不少人被淹死或受傷。
在“穩定社會”的藉口下，官方把“七五八慘劇”列為“國家機密”，一直封銷消息。直到近兩、三年，知情者才公開揭露真相。
土法築壩 設備和管理差
水庫熱，始於五十年代初。當時毛澤東向蘇聯“一邊倒”，凡事“學習老大哥”；蘇聯式的鋼鐵廠、水庫，在各地興建。五十年代後期“大躍進”時，不僅有土法煉鋼，還有土法築壩，水庫的數量激增。許多水庫是各地當權者好大喜功的產物，在“土法上馬”之下，工程質量、技術規範未達標準。即使是列為“重點工程”的大型水庫，安全程度也往往靠不住。在現有的454座大型水庫中，病險庫竟高達42%，比小水庫還高。
自八十年代以來，各地還有“豆腐渣”工程，如江西九江的長江大堤和其他省的一些水庫。“豆腐渣”是幹部貪污造成的。
病險庫比例高的原因，還在於水庫的配套技術設備不足或殘舊，技術更新緩慢。據北京水壩專家賈金生教授的調查報告，大水庫有一半無入庫水文站，近90%的小水庫無通訊設備。技術設備落後，增加水庫崩堤的預報、聯絡風險。
更為重要的原因，是水庫管理和幹部的素質都偏低。在大洪水中，有官員不去救災，卻忙著打麻將，安徽副省長何閩旭不去處理緊急的社會抗爭事件，竟泡在情婦的“溫柔鄉”。這類不負責的行為，增加水庫崩堤的應急風險。
面對崩堤的危機，各級當權者應建立珍視民眾生命價值的民本觀，增加維修水庫的資金和技術投入，廢棄風險高的殘舊水庫；更應構建應急的問責機制，盡可能“減災”，誠如《左傳．魯襄公》言：“思則有備”。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