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非合作論壇的北京峰會，於4、5日舉行，討論“中非新型戰略夥伴關係”；通過了〈北京峰會宣言〉和〈北京行動計劃〉。

　　胡錦濤和溫家寶在峰會發表演講，重申對非洲的政策。胡宣布促進中非合作的8項措施，其中最引人關注的，是沖銷非洲欠債，3年內把援非規模翻一番。

　　中國大陸的經濟規模大，去年的國內生產總值(GDP)居全球第四位，僅次於美、日、德，超越了英、法，對非洲的加碼援助，是盡聯合國成員國的一份義務。但是，在提供“外援”時，是否應更關懷本國貧窮居民的疾苦、改善農民的生存權？讓人口佔大多數的農村居民，“共享”經濟高成長的好處？

　　芒果鬧劇　持續銀彈攻勢

　　毛澤東掌權時，很重視與非洲發展外交關係。大陸民眾對非洲印象最深的，是文革初期非洲某國政要送幾箱芒果給毛澤東，毛把1粒(或2粒？)轉送給清華大學“毛澤東思想工人宣傳隊”(工宣隊)，謝靜宜、遲群把芒果當“聖物”展示，下令師生和幹部“膜拜”。後來，各地趕製塑膠芒果，並以膠罩封住展出。這是神化毛澤東的荒誕活動，有些“朝聖”者唸唸有詞(喊毛語錄)，還說聞到芒果的香味(不知道展出的是塑膠製品)。

　　 這些年來，北京與非洲的外交、經貿關係，頗有進展。非洲的53個國家，有40多個承認北京政府，只有幾個與台北政權有邦交。中非的雙邊貿易額，從2000年的約100億美元增至去年的400億美元(非洲略有順差)。北京向非洲提供的無息貸款、無條件的援助，也在逐年增加。持續的銀彈攻勢，令西方強國頗有戒心，“新殖民主義”之論也傳開來了。

　　免除外債　未理鄉鎮債務

　　中共中央主導的外援，過去在黨內高層有爭論，許多居民也“想不通”。六十年代初，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、中聯部部長王稼祥說外援要“量力而行”，竟遭毛澤東扣上“三和一少”修正主義的罪名。六、七十年代，毛一直在“世界革命”的亢奮中“飢餓輸出”，要民眾勒緊褲帶支援“外國友人”，外援支出特別是援越、援非的經費大幅上升，最高時“佔國家財政支出的百分之六至七”(據中聯部前部長朱良的回憶錄)。援助柬埔寨共產黨的槍彈，則成了柬共屠殺、殘害華僑(所謂不悔改的資產階級)的工具，數十萬華僑喪命、殘病或坐牢。

　　八十年代以來，援非的支出未大增，但與援助本國災民、貧困農民相比較，又難免令農民有苦澀之感──外援慷慨與內援吝嗇的落差。

　　近兩年，北京官方已免除非洲31國債務約110億人民幣。在這次峰會，胡錦濤宣布沖銷非洲貧困國家至去年底的欠債──無息政府貸款。今後3年內，將大幅增加對非援助，2009年金額會比今年增1倍，其中3年內提供的優惠貸款30億美元。

　　北京官方提供外援時，是否應正視本國鄉、鎮的沉重債務？據三農專家的粗估，鄉、鎮財政的債務超過4,000億，其中一部分是迫於上級“形象工程”的指標而舉債。北京官方能否減少一些外援，從財政預算中為鄉、鎮沖銷部分債務？

　　救災三兩　援非百萬美元

　　去年，中國大陸的人均GDP只有1,700美元，約為香港的6%；農民人均全年純收入僅有3,200多元，平均每月270元。官方公布的農村絕對貧困人口(未得溫飽)，約有2,400萬；如按聯合國的貧困線標準(每人每天平均低於1美元)，絕對貧困人口則超過1億。如加上在溫飽線上下掙扎、有可能“返貧”的4,000多萬，約有1億5,000萬人未得溫飽或難保溫飽。在這樣的“國情”之下，外援宜更加慎重。

　　9億4,000萬農村居民的艱困，不僅在“溫飽關”徘徊，還在於缺乏公眾衛生、醫療保障，看不起病。3億3,000萬人的食水不安全。

　　北京官方提供外援時，是不是多想想本國窮人特別是農村弱勢群體的貧病和痛苦。與外援相比，官方1年才“解決”2,000萬人的飲水安全，給農村“合作醫療”的財政撥款每人每年20元(向非洲提供了大量免費藥品)，是不是有點吝嗇？

　　對受災農民的救濟，時有“象徵性”的笑話。海南島文昌市沙港村的村民，6月收到的颱風救濟米，居然是每人3兩，只可煮一小碗飯。有官方網站刊此消息時，“接鏈”到“我國向贊比亞捐助100萬美元糧食救災款”。沒有批評的話，把3兩米與100萬美元“排比”，倒是為農民道心聲。

　　3兩米“救災”，當然不是國務院或省衙門的原意，但它們無法迴避吏治的腐敗、民眾的怨氣。

　　官方提供的外援，來自公共財政。公共財政的安排必須以民為本，讓民眾“共享”經濟發展的成果。如《詩經．小雅．天保》云：“民之質矣，日用飲食；群黎百姓，遍為爾德。”

　　民眾的根本要事，是日常飲食；廣大民眾期待的，是降福遍及大眾(遍為爾德)。對於北京官方來說，讓農村居民保溫飽、飲安全食水、分享經濟增長的好處，是當務之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