關鍵詞：扶貧，貧困人口，貧困標準
述評詞：絕對貧困，次貧困，溫家寶願景，人文關懷
數據：貧困人口，救濟金，恩格爾系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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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的十七屆三中全會，定10月9日至12日在北京舉行，討論三農政策──改善農業、農村、農民的發展生態，審議政治局提交的《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》。
全會的召開，在十一屆三中全會（1978年12月）召開、推行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，具有政治象徵的意涵。
意涵之一，是肯定三十年的經濟體制改革，將持續深化改革開放；意涵之二，是三十年前的經改，起步於農村的包產到戶、分田單幹，農村的經濟體制改革，不僅導致人民公社於1984年全面解體，也促成城市推行經濟體制改革（1984年12月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《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》），十七屆三中全會將決定深化農村改革。
在持續的農村改革中，扶貧仍是“重要課題”。本文討論農村貧困人口，“人文關懷”群體拷問貧困標準，切實急貧困者之急。
二千多萬 或一億六千萬
北京官方的扶貧工作有進展，按照官方偏低的貧困標準，絕對貧困人口（赤貧者）的數量，1978年是2億5,000萬，佔農村人口的30.7%（貧困發生率）；去年減至1,400多萬，僅為農村人口1.6%，加上在貧困線上下掙扎的極低收入者2,800多萬，未解決溫飽或“溫飽不穩”者共4,300多萬，接近農村人口的6%。
對北京官方的貧困人口數據，國際社會卻有疑問。世銀的評估是1億6,000萬，僅次於印度居全球第二。
兩者的落差很大，在於貧困標準的差異、北京官方的“面子觀”與國際文明社會的“面對事實”取態。
北京官方的絕對貧困標準，是根據1994年“江總”拍板的標準（人均年收入440元），它是按馬丁法測算。後來，量化標準按物價等因素調整，1997年為640元，前年調整至693元；去年定為785元，按官匯中間價折算，約103美元，月均8元6角美元，日均2角8分美元。列為極低收入（人均年收入786至1,067元）者，實際是次貧困人口，剛“解決溫飽”而隨時有“返貧”之苦。
聯合國的貧困線標準，是每人每天消費額1美元（中方標準僅為二成八）。按此標準，中國大陸去年的絕對貧困人口達1億6,000萬，佔農村人口7億2,700多萬的二成二（2004年國務院扶貧辦稱，2003年的貧困者降至2,900萬，世銀副行長弗蘭妮則說有2億1,000萬）。
貧困標準 有溫家寶願景
本欄早提出貧困標準與國際接軌的理念，並鼓吹加大對三農和扶貧的財政投入，改善赤貧者的處境。
北京、廣州等地的“人文關懷”群體和學者，近年也有對貧困標準的“另類聲音”，如共青團的《中國青年報》，刊出“貧困標準考驗社會良知和政府決策”一文。
對“另類聲音”，中共中央高層人士有迂迴的回應。溫家寶曾表示，貧困標準確是“低水平的”，如提高200元，貧困人口超過8,000萬。此說權稱為“溫家寶願景”。
去年底中共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以來，“溫家寶願景”有更多官方的回應。農村會議確定的今年三農工作“重點”，有這樣的規劃：“加大國家扶貧開發力度，適當提高農村扶貧標準。”
後來，扶貧辦公室擬草文件，擬提升貧困標準，上調至1,300元，貧困人口將增至9,000萬。新標準有待國務院批准，或提交三中全會討論、決定。
新標準如實施，日均收入低於3.57元者，均在扶貧、救濟之列，按現在的匯率約為5角1分美元，相當聯合國貧困線的五成一，雖未與國際接軌，但受惠者增加近1倍。
過去定貧困標準，有“面子觀”因素──減少貧困者數量“面子”好看一些，也為了避免財政投入大幅上升。三中全會如上調標準，諒有不少配套政策出台。
《左傳．昭公十九年》謂：“撫民者，節用於內，而樹德於外，民樂其性。”以現實政治來解讀是：體恤、安撫民眾者，對內節省行政開支、減少浪費，對外以誠信建立“政德”（遏止食品毒流之類），民眾安居樂業，可緩解民怨。北京官方的財政收入、外匯儲備甚豐，有上調貧困標準的財政承擔能力，是對農民“多予、放活”的時候了。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