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港第4屆立法會的選舉結果，北京的大型官方網人民、新華、中新、中國等均有簡要的報道；9日中午的央視新聞報道，也有同樣的話題。官方報道雖未列明當選者的黨派，但基調是：尊重選民的選擇，期盼香港社會和諧。
在立法會投票前，中共中央和地方的黨報熱談三十年改革開放，有學者鼓吹“還權於民”，逐步開放選舉。香港立法會的分區直選，對於中國大陸來說無疑是參照的“範式”。
香港直選的“示範性”，是在良好的秩序文化下，同一起步點的平等，選民、候選人的理性，法律和制度的約束，政府的廉潔和行政中立，民間獨立傳媒的監察。這是值得北京官方正視和珍視的香港經驗。
版圖未變 紅綠兩大集團
本屆立法會選舉的結果，是兩大集團的政治版圖大體不變；較值得留意的變化或選民投票行為，本欄歸納為兩大項，一是代際的推移，年輕者的角色替代有成功的實例；二是選民移情投影，是公民黨年輕參政者陳淑莊高票“上馬”的一大動力。
以色彩意象劃分香港的參政政治集團，或可分為紅營、綠營、黃營。民建聯及其它傳統左派、新左派，權稱為紅營（紅派，建制派、當權派）；民主黨、公民黨、民協、前線、公民起動等及激進抗爭派，權稱為綠營（綠派、泛民主派、在野派）；自由黨權稱為黃營（黃派）。自由黨因靠近或“緊跟”紅派，被許多市民歸類於紅派。
這次的分區直選投票率下降，但紅、綠兩大陣營獲得的席位，與四年前相當（泛民由18增至19席）；在立法會全部60個議席中，紅派及其同路人仍佔多數，可保政府護航者之勢。
在直選中，黃營的4個候選人（兩人競選連任）全部落選，港島的候選人竟只得2,100多票；由黨主席、副主席兼行政會議成員參選，竟是一敗塗地，暴露黃營在選民中的認受性低，競爭力弱。
兩大陣營政治版圖不變，港島區上屆議員陳方安生不參選，並未使紅營多得席位；自由黨兩議員連任失敗，也看不出紅營替代的跡象；相反的，激進抗爭派卻頗有斬獲(由2席增至3席)。
這樣的投票結果，出現於北京官方藉載人航天、奧運開展的“愛國宣傳”攻勢之後，而紅營的組織動員又在擴大，但大多數選民卻未“隨風而轉”。這恰說明，這些選民有獨立思考能力，能理性地決定其“選項”；在民間社會活力很強的香港，充斥“長官意志”的政治宣傳及其背後的、傳統的“指導控制”觀念，對紅派之外的港人影響甚微（甚或產生逆反現象）。
代際推移 新生代正崛起
直選的較大變化，是幾個政黨都有代際推移，讓較年輕的新生代參選，甚至排到名單的首位，年長一代排在第二位甚至退居幕後；選舉的獲勝，推動了政黨的年輕化。
當選的新人中，有幾位30出頭者，也有40上下者；七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出生的新生代，將逐漸崛起香港議壇。
公民黨年輕黨員陳淑莊首次參選而高票當選，其背後的政治意涵頗值得解讀。
陳淑莊為何能以82,000多票的絕對多數取勝（高於紅營兩候選人各三成半以上），缺乏投票行為抽樣調查的數據來支持實證研究──短期內不可能訪問到足夠的投票者，更難調查投票給陳淑莊的原因，但無妨從邏輯推理略作分析。
陳淑莊的成功，本欄的解讀有三大因素：自身的競爭優勢，公民黨黨魁余若薇的選民基礎和競爭力，陳方安生的“後影響力”和選民的移情投影。
陳太效應 一著險棋取勝
公民黨讓陳淑莊排在競選名單首位，把黨魁放在第二位，是下一著險棋。險在得票不足會導致黨魁落選，但險中有取勝之“利”──上述的三大因素。
《孫子兵法．九變》云：“智者之慮，必雜於利害。雜於利，而務可信也；雜於害，而患可解也。”善於思考者下險棋，必然要考慮利和害；在有利的勢態下想到不足之處，便可能使大事順暢（信）；在面對困難、挑戰時想到自己的優勢而有自信，便可能消解膽怯與隱患。“陳前余後”的搭配，諒是充分權衡博弈風險的安排。
陳淑莊自身的競爭優勢，是年齡優勢、專業（大律師）優勢、形象優勢、族群優勢和問政取向、社區服務經驗。
七十年代出生的陳淑莊，提出緊扣年輕人族群的問政取向，而許多年輕人對議會有“求變”的訴求，這或有利爭取年輕一代的選票。
陳淑莊與余若薇連在一張名單，有後者的豐厚政治資源，自是她能“上馬”的另一動力。
陳方安生宣布不參選、支持陳淑莊競選，是博弈成功的又一動力。陳太雖退出選場，但仍有“後影響力”，原來認同其民主觀念、投票給她的選民，因她出面支持陳淑莊而移情投影、投票給陳淑莊。
這種可能性似乎很大，因為沒有大量選票轉到紅營而增其席位，陳淑莊倒以最高票在港島“上馬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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