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共中央為前主席華國鋒舉行的告別儀式，政治規格高。對於1976年十月事變，中共中央的評價是：華在葉劍英、李先念等支持下，“一舉粉碎四人幫，挽救了黨”，他在這場鬥爭中“起了決定性作用”；但隻字不提華、葉的合作者汪東興（現年92歲）。
在華病故前，中共中央的文件和官方審定的高層人物傳記，均迴避汪東興是“粉碎四人幫”的重要人物。汪指揮紅色宮廷禁衛軍8341部隊，逮住江青集團成員，是改變中國歷史的一個關鍵，怎能抹去他的名字？
有政治偏見的人，如荀子（前313－前238）的描述：“白黑在前而目不見，雷鼓在側而耳不聞”（荀子．解蔽）；有些歷史事件的撰寫者成為政治丫環，隨掌權者的“政治需要”或個人好惡而轉。歷史是抹不掉的“存在”，尊重歷史事實，還歷史本來面目，是建立執政公信力、走向政治文明之路必須面對的課題。
政治博弈 高層三大集團
在推倒江青集團中，華國鋒和汪東興的角色重要性，與第三勢力在文革政治鬥爭中的地位息息相關。
在1971年9月林彪事件之後，中共黨內的政治集團可粗分為三大類；這是依據政見、利益、歷史淵源、資歷背景的差異而劃分。
第一類，極左的江青集團（簡稱江派），以毛澤東破格提升的文革造反健將江青、王洪文、張春橋、姚文元及毛遠新、謝靜宜等為代表人物，多為毛的親屬、親信和文藝清算的“棍子”（如姚文元）；第二類，國務院和軍隊的老當權派，或可稱為周恩來集團（周派），以周恩來、葉劍英、鄧小平、李先念等為代表人物；介乎這兩派之間的華國鋒集團（華派），可稱為第三勢力，成員多為文革時崛起於中央政壇的地方黨政軍幹部，包括華國鋒（湖南）、紀登奎（河南）、吳德（吉林）、陳錫聯（遼寧）、李德生（安徽）和掌控8341部隊的汪東興。在三派之上，是中共中央“大家長”毛澤東。
江派是毛澤東推動文革的主導力量，第三勢力被毛視為江派的輔佐力量；周派則是毛“又打擊又利用”的政治集團，其可利用的“剩餘價值”，是維持經濟、外交的運轉。
葉帥策劃 與華汪建共識
毛澤東於1976年9月死亡後，葉劍英（1897－1986）主導的周派，尋求走出困局之路，有《孫子兵法》所謂“陷之死地而後生”的決心，但也思索風險最低、成功機率最高的策略。
善於在剛柔互濟中創造博弈取勝空間的葉劍英元帥，實際控制了中共中央軍委會，透過第一副總參謀長楊成武掌控了京津武裝部隊，但還須取得華、汪的支持。
以華、汪為核心的第三勢力，雖感恩於毛澤東，但與江派早有歧見和衝突，毛死後，兩者的衝突加劇。此派也有走出江青陰影之想，重視周派掌控的軍隊是政治博弈最大實力。這些因素，使華、汪與葉能“走近”。
在3人中，華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、國務院總理，具毛澤東繼任者的順位優勢，有黨內新領袖的象徵地位；葉、汪則分別控制武裝部隊、宮廷禁衛軍。三者的合作，可形成博弈成功的強大實力；三者缺一，則意味非常行動的極大風險。假如汪東興說“不”，便有可能爆發正規軍與宮廷禁衛軍之戰。
在毛死後，葉劍英在聯絡華國鋒的同時，著力於了解和游說汪東興，拉近彼此的關係，便是要借助宮廷禁衛軍的特殊力量，達致以最低風險“解決四人幫”的目的。
據中共中央的解密檔案，10月2日，葉到汪在中南海住所密談，提出非常行動方案，晚上共進晚餐；接著，葉又到華住所商談，決定了10月6日的行動。
葉劍英說 勿忘華汪功勞
十月事變之後，華、汪提出“兩個凡是論”，以凡是毛的指示、決策都要遵循為藉口，阻撓第一、二代老幹部復出和文革冤案平反，引起老幹部不滿。在鄧小平、陳雲於1977年7月正式重返政壇後，華、汪深受退出政壇的壓力。
葉劍英念舊，反對“一棍子打死”。但他於1979年因病療養後，對“排華斥汪”的局面無能為力扭轉。
據中共中央解密檔案，1979年冬，鄧小平、陳雲等派人到廣州，向葉劍英匯報中共中央權力調整構想。葉說：捉四人幫只有我們3個人（指葉、華、汪）知道，如果我們有一個走漏消息，就會發生大問題；因此，不能忘記他們（華、汪）的功勞。他們的職務，中央要考慮安排。
葉的意見，未能改變華、汪急速下台的命運。在1980年2月的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，汪和紀登奎、吳德、陳錫聯免職，華於1980年11月辭去黨和軍委的主席職務，第三勢力在政壇實已打上句號。
汪東興在文革期間整人，得罪很多人，十月事變後又有“兩個凡是”的帳，許多老幹部討厭他。但是，他是推倒江青集團的主角之一，這種歷史事件的“存在”，不應因他後來的過失而找藉口抹掉。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