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、人民公社運動50周年；北京媒體發表大量文章述評改革歷程和成果，也談及人民公社。後一題材爭議甚大，許多人認為，公社是毛澤東極左路線下的禍害；新毛派卻讚揚毛建立公社的“動機”，說是要加速工農業發展、實現共產主義。
三十年前，中共第一代的葉劍英、鄧小平、陳雲等啟動農村經濟體制改革，是面對公社弊端的“自我覺醒”。他們正視公社體制的左禍，寬容農民的包產到戶、分田單幹，漸漸形成聯產承包新體制，導致公社於1984年全面解體。這無疑是一次農奴解放運動，站在解放運動第一線的，是第二代的胡耀邦、萬里、趙紫陽等。
今天探討改革開放和十一五規劃（2006－2010），自與反思五十年前公社運動息息相關。公社的“失敗教訓”，至今仍應引以為鑒，如唐太宗（599－649）言：“睹治亂之本源，足為明鏡之鑒戒。”
借事立威 三面紅旗運動
毛的人民公社，初建於1958年8月。人民公社和大躍進、總路線，被稱為三面紅旗運動。
建立公社之前，毛有一系列以革命之名的整人行動，這是借事立威、製造恐怖氣氛，為個人崇拜和三面紅旗運動鋪路。
毛整的第一批高層幹部，是國務院總理周恩來、常務副總理陳雲。1956年，他們提出防範“急躁冒進”的觀點，獲得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數成員（包括地位僅次於毛的劉少奇）支持，但引起毛的不滿，毛說“反冒進”者是“促退派”。
1957年12月，毛澤東為人民日報撰寫社論〈必須堅持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〉，批判“反冒進”，拉開批判周、陳的序幕。
在1957年12月和1958年1月的杭州會議、1月的南寧會議、3月的成都會議，毛大批周、陳和“反冒進”。他在3月為《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》寫按語，竟把“反冒進”與1956年的波蘭事件、匈牙利事件（反蘇）聯在一起，並稱“給右派猖狂進攻（按：指1957年鳴放）以相當的影響。”
批“反冒進”，旨在威懾幹部，接受其“大躍進”的觀點，並確定“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”為：“鼓足幹勁，力爭上游，多快好省。”
批周、陳之後，毛在軍中整人。在1958年5－7月的軍委擴大會議上，他編造軍內資產階級路線，大整負責軍事訓練、教育的葉劍英、劉伯承、蕭克、李達等；又以個人英雄主義的罪名，清算總參謀長粟裕，一大批高中級軍官受牽連。
在整人的同時，毛在1958年5月的中共八屆五中全會提拔一批極左派。林彪由政治局委員升任副主席；上海的柯慶施、四川的李井泉和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，由普通中委升為政治局委員。
整人和權力布局的調整，為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發動公社運動清除了障礙。
接下去，毛發起建立公社的“輿論攻勢”，鼓動地方的狂熱極左派如柯慶施、李井泉和河南的吳芝圃、安徽的曾希聖、甘肅的張仲良、湖北的王任重、廣東的陶鑄等，發起農業合作社“拼大社”的行動，又競放“水稻豐產衛星”，每畝水稻本只可產一、二百斤，“衛星”卻吹成數千、數萬斤。這種所謂高速發展和加快奔向共產主義的“群眾運動”假象，被稱為建立公社的“輿論根據”。
好大喜功 在北戴河拍板
公社的概念，源自十八世紀法國革命的巴黎公社。毛澤東公開提出組織公社的構想，見1958年7月16日《紅旗》雜誌第4期的陳伯達文章，他透露毛提出組“大公社”。8月上旬，毛到山東農村視察，聲稱“還是辦人民公社好”。
8月17日－30日，毛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──北戴河會議，會後公布〈中共中央關於建立人民公社的決定〉，全面建立公社。
公社被定為政社合一的組織，一方面替代原來的區，設中共黨委並替代原來的區政府，具黨政組織職能；另方面又是農村的社會、生產組織。
毛發動公社運動，深受斯大林專制主義的影響。斯大林在三十年代以高壓手段推行全盤集體化，以集體農莊的組織模式嚴密控制農民，是毛模仿的“樣板”。
好大喜功和個人崇拜的傾向、有空想主義色彩的“唯意志論”，也是爆發公社運動的一大因素。在南寧會議上，毛說：“陳銘樞批評我‘好大喜功，偏聽偏信，喜怒無常……’，張奚若批評我‘好大喜功，急功近利，輕視過去，迷信將來。’”這是中共黨外人士對毛中肯的評論。
在毛的無產階級專政論、階級鬥爭論之下，公社實行軍事化管制，農民由較自由的佃耕農（實際的大地主是農村黨政機構）變成毫無自由的農奴。極左的政策，勞民傷財的各種運動，農村基層幹部的貪污浪費，導致1959－1961年大飢荒，3,000多萬人餓死。這是八十年代全面解散公社的一個原因，也是現在溫家寶要穩定承包制之因。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