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後危機階段 中美裂痕待補
丁望
原載：信報 2009.12.23 （星期三） 頁15 思維漫步
上網：2010.2.8
溫家寶與奧巴馬在哥本哈根。
哥本哈根氣候大會爭論不休，《京都議定書》（以下簡稱議定書）的後續協議成為“畫餅”。
大會的結束，正是氣候談判“後危機階段”的開始。《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》（簡稱框架公約）締約方必須“再出發”，在來年的墨西哥氣候大會商討後續協議，確定中期（2013－2020）減排目標，並建立“量化約束”機制。如何縮小分歧達成新協議，是各國特別是二氧化碳排放（碳排）大國應對“後危機”的外交課題。
溫家寶、奧巴馬在18日領導人會議的演講，希拉里的談話，中、美、歐談判代表的發言，顯現中、美和中、歐在氣候談判方面的裂痕。在通往墨西哥之路，適度妥協是彌合裂痕的潤滑劑，對走出“後危機階段”的困境至關重要。
裂痕的產生，是雙方有太多的分歧。奧巴馬的“改變”理念、中方視議定書為“保護傘”並堅持守護，尤激化雙方的對壘。在“改變”和“守護”的理念背後，是對“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”的詮釋截然不同。這是本文分析的範圍。
中美較量 改變或是守護
奧巴馬和西方政治領導人認為，老生常談無濟於事，對算歷史舊帳不以為然，氣候大會不應老糾纏十九世紀中葉工業革命以來100多年的舊帳（西方工業國的碳排歷史積累量很大）、追究“歷史責任”。
面對大會的“語境”，奧巴馬在哥本哈根大會的演講或發言呼籲：不要空談，不停的爭論並不能緩解氣候暖化的危機，必須大家一起行動起來；在離開哥本哈根時，他說：“不要老是回顧過去。”所謂回顧過去，是調侃新興國家擁抱將於2013年初失去效力的議定書，以它為保護傘，拒絕承擔有約束力的減排指標。
奧巴馬和西方的“改變”理念，或可解讀為兩大意涵。一是要跳出算歷史舊帳、糾纏“歷史責任”的爭論，切實協商解決眼前的減排、緩和氣候暖化等“全球問題”；二是從議定書的達成到現在，各主要經濟體發生很大變化，發展中國家裏的新興市場國家特別是碳排大國，應該、也有能力承擔更多的國際義務（責任）。
奧巴馬和西方呼籲“改變”的時代背景是：自1997年議定書產生以來十二年，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很大。在發展中國家，中國、印度、巴西、南非（基礎四國）等已崛起，成為新興市場的“準富國”；中國的經濟規模（GDP總量），於2007年超過德國，僅次於美國和日本居全球第三，外匯儲備和持美國國債的總量居首位。GDP的年均增長，超過9.5%；人均的GDP，1999年790美元，今年可望超過3,600美元（去年3,300）。在經濟持續高增長的同時，是溫室氣體排放量大增，碳排總量於去年超過美國居首位。
在這些變化之下，美國和西方諸國呼籲中、印等碳排大國，自2013年起也承擔一定的（有區別的）、有約束力的減排指標。
議定書只規範至2012年的首期減排指標，中期的減排指標有賴新協議訂定。西方認為，新協議不應墨守成規，要適應現實的變化而有適當的“改變”。這也是把中、印列入減排指標約束的一個原因。
機制創新 重釋區別責任
西方謀求“改變”，傾向於另起爐灶，與“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”詮譯有關。
“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”，是應對全球氣候暖化承擔國際義務的原則，“原創”於框架公約；議定書對減排指標的不同規定，則是落實此原則的強制性規範：發達國家承擔有約束力的減排指標，發展中國家自願參與減排而不受“量化約束”。
美國和西方集團對“區別”的新詮釋之一，是把發展中國家一分為二。新興市場的碳排大國，應承擔與貧窮國家有“區別”的國際義務，接受減排指標的約束（量化約束）；其它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窮國和島嶼小國，工業化程度低，碳排量亦小，不受減排指標約束。這種詮釋，關乎議定書到期、尋求約束機制的創新。
新興市場的“準富國”，與貧窮國家不再“一視同仁”，是“改變”的一大標誌。
量化約束 分歧難以消除
中方堅持新協議仍應按議定書的規範，發展中國家不接受有約束力的減排指標。中方稱，其自定的減排目標，是“根據國情採取的自主行動”，“不附加任何條件，不與任何國家的減排目標掛鉤”；西方提出的“額外要求”，是侵犯中方的自主權。
中方拒絕“量化約束”，是中、美裂痕和中、歐僵持不下的主因之一。德國《南德日報》18日的社論，指中方一方面要與西方發達工業國平起平坐（G20成員），另方面卻拒絕接受強制性的減排指標；中方只要略為讓步，對達成新的氣候協議大有助益。
在哥本哈根大會不歡而散之後，德國總理默克爾說，談判失敗的主因是“中國不願讓步”；英國氣候變化大臣米利班德在20日發表於《衛報》的文章，也有類似的評論。
這種分歧不容易消除，將影響“後危機階段”的談判生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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哥本哈根大會專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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