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國大陸農村居民中，超過3億2000萬人飲水不安全，健康和生命受到威脅，並將遺禍於後代。這是三農危機中，與人權、人道主義密切相關的“社會矛盾”。

　　常為弱勢群體流淚的溫家寶，日前在《求是》半月刊發表文章，闡述為建設新農村提供“體制保障”；他曾提及有效解決農村居民食水難、飲用水不安全、水源污染等。胡錦濤也多次呼籲幹部，“著力解決農民生產、生活中最迫切的實際問題”。但是，農民能否得到實惠，仍是許多人的疑問。

　　與飲水不安全相關的水污染、生態環境惡化，衍生土壤污染；而金屬含量過高和殘餘農藥污染造成的“毒菜”和“毒魚”，時有輸入香港之失。這是值得港人關注之處。

　　二億農民居民　大吸有害物質

　　北京官方承認，農村“飲用水安全形勢十分嚴峻”。

　　所謂形勢十分嚴峻，一是“飲水難”，許多農村缺乏食水；二是經處理的食水比例低，農村的自來水普及率僅40%；三是水源受污染，飲用水不安全，細菌學、化學、毒理學的指標遠超過安全標準。

　　飲用不安全食水的農村居民，佔全部農村居民9億4000萬的34%，每3人就有1人受到安全威脅。在他們中，有2億3000萬人的飲用水，有害物質的含量超過安全標準或嚴重超標。高氟水、高砷水、高鐵錳、苦鹹水和血吸蟲，導致大量居民中毒或患寄生蟲病，有的村莊變成“矮子村”、“駝背村”、“大肚村”。

　　超過6300萬人長期飲用高氟水，普遍患上氟斑牙(黃牙)；更不幸的，是智力障礙或得了鬆骨症，不少人因骨骼變形而癱瘓。200萬飲用高砷水者中毒，輕的嗜睡、疲乏無力，中度的喪失工作能力，重則患癌症致死。有1千萬以上受血吸蟲傷害者，腹部腫大，重症者喪失生命。

　　七大水系污染　珠三角很厲害

　　飲用水安全程度低的首要原因，是水源受到污染，其中工業污染尤為嚴重。

　　據國務院環保總局的調查，七大水系的河段，有一半受到污染，不能達到飲用水源的安全標準。接近37%，是水質差的第五類和劣五類；其中，劣五類佔28%。

　　珠江流域特別是珠三角的水污染，日趨惡化，在水質評估的1千5百公里河段中，水質差的竟高達53%。

　　江河、水源的污染源，一是工業廢水，二是城市生活廢水。在660多個城市中，接近200個無污水處理廠，污水處理率只有四成半；污水處理廠能正常運行的，僅有三分之一。

　　水土流失，自然生態失衡，也影響農村飲用水源的水質；但更應該正視的，是官方對水利、飲水工程的投資和維修遠遠不足。

　　2000至2005年，官方財政對“農村飲水解困工程”投入235億，解決了7000萬人的“飲水難”。投放的資金每年平均不足40億，每個農村居民平均6元。這些錢只是用於緩解“飲水難”，顧不上飲水安全的事。

　　以國內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超過9%、經濟規模列居全球前幾位的“大好形勢”，對農村飲水工程的投入每年只有40億，令人感受到“打發式”的苦澀。

　　興建飲水工程　急需增加資金

　　北京官方常說，人權就是人的生存權。農民飲水的供應和飲水安全的保障，是最基本的生存權。

　　消除飲水不安全的危機，除了從全盤治理環境污染入手，控制和改善水源污染之外，更需要加快水利和飲水工程建設。孟子曰：“民事不可緩”，飲水不安全侵害人的健康和生命，造成社會禍害，豈可“慢慢解決”。

　　官方透露2010年讓1億農村居民獲安全食水，2020年“基本實現飲水安全”。這種“進度”太慢了。

　　今年官方投入農村飲水工程的資金僅有80億，每人平均只有9元，僅能解決2000萬人的“飲水難”，飲食安全工程能分到的錢很有限。前年官方給非洲沖銷的債務，卻有105億，比80億的投入多三成。官方何不少一些“外援”，增撥資金興建飲水工程造福中國農民，對農民多一些人道關懷。

　　官方的財政儲備已超過10000億美元，經濟規模(GDP)列全球第四，有財力增加基礎設施的投入、縮短興建農村飲水安全工程的時間。官方還可以考慮發行農村公益彩票，把慈善資金用於化解飲水不安全的危機。關心民疾、提供安全食水、承擔改善農民生存權的責任，是“以民為本”、“執政為民”的起步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