６．規劃重組：原創與結果落差
規劃型的高層重組，從初步選拔到最後拍板，長達一年的時間，規劃的「原創」與拍板的結果有或大或小的落差。十八的落差特別大。
落差之一，是十八大前約一個月，政治局常委的「九七之變」；落差之二，是原具「入常」強勢（包括相對的年齡優勢）的政治局委員李源潮（62歲）、汪洋（57歲）失去「入常」機會。沒有年齡優勢、資歷優勢較弱的劉雲山（65歲）、張高麗（66歲）反而「入常」，引起北京政界和學界的議論。
李源潮和汪洋是深改派代表人物，近幾年努力推動深層改革，頗具創新和承擔風險的魄力，不逢迎個人崇拜。前者與團中央（王兆國、胡錦濤）淵源深，胡對他的了解度和「扶持度」高；後者受知於朱鎔基內閣、受重用於溫家寶內閣，在溫手下當過國務院副秘書長、主管辦公廳，是溫氏的行政大管家。
李源潮是十七屆中央書記處的書記，兼中組部長，又是中央黨建小組副組長（組長習近平）、中央反腐協調小組副組長（組長賀國強），協助習近平分管組織、人事、高幹培訓，有接替習氏主持書記處日常工作的資歷優勢和台階優勢。他的未「入常」，是政界人士頗感意外的「落差」。
他們未能「入常」，不是敗在資歷、政績和改革理念，而是敗在「垂簾聽政」的政治生態。
前朝權要遙控宣傳、政法系統，維持對決策、維穩、高層人事的「後影響力」。在本屆政治局常委中，被政界稱為「江派」（或稱「保皇派」）者有4人：張德江、俞正聲、劉雲山、張高麗，佔57%；較十七屆的4與9之比（44%）為高。本屆其他常委的上層關係是：李克強：團中央（胡錦濤）；王岐山：朱鎔基／溫家寶；習近平則是派系色彩較淡的地方資深幹部。
幾屆的政治局常委會權力分配，均向「江派」傾斜。在政治局委員中，「江派」的比例亦大。本屆的孟建柱、韓正、王滬寧都是有很強「上海背景」的「新海派」（江派）；張春賢、許其亮、孫政才、趙樂際，在政界也有「江派」之稱。這種權力的傾斜，突顯前朝權要的「後影響力」。
這種權力的傾斜，使高層的平均年齡偏大。政治局常委的均齡64.4歲（2007年十七屆是62.3歲），其中，「江派」4人的均齡66歲，非「江派」3人的均齡60歲。
政治局常委年齡偏大，世代的推移略受阻，「五十後」（1950-1959出生）只有2人，28.6%；64-67歲的「四十後」5人，佔71.4%。五年後的十九屆，如不改變「七上八下」模式，將有5人要退下。
常委之外的政治局委員18人，「四十後」6人，「五十後」10人，「六十後」2人，年齡結構較合理，世代的推移較正常（表六）。
７．上層關係：極重要政治資源
在權力轉移的秩序文化中，精英優勢對升遷差序的影響，可分為幾個層次。在入門檻的層次，只要「七上八下」模式不變，具備入新一屆中委會「年齡條件」（不超過67歲），才有權力博弈的起步點。
有入門檻的條件和資歷優勢、政績優勢、政治血緣優勢等，自是博弈的政治資源。政治局委員的台階優勢，則是「入常」的高端資源；資歷、政績、經驗、台階優勢等，可積累「入常」的順位優勢。
影響升遷差序的最重要政治資源，是上層關係因素。這就是十六至十八屆政治局常委會的權力分配，向「江派」傾斜的主因。
李克強能連任政治局常委、預定任總理，49歲的胡春華首次「入局」，則與胡錦濤的上層關係有關。胡錦濤對他們的了解、信賴、器重、期望，是「關鍵因素」。上層關係優勢結合年齡、政績和地方資歷的優勢，使他們有較強的升遷順位優勢。
在高層重組後的權力版圖，前朝權要的「後影響力」將擴大。其心腹親信任書記處常務書記，主持書記處日常工作，並任黨建小組組長（應也當中央黨校校長）；在「九轉七」之下，或還兼管宣傳系統。這意味他掌控組織、人事、高幹培訓的實權，並繼續遙控宣傳系統。
「後影響力」還在於政法系統。
８．垂簾聽政：對港政策或偏緊
在北京政界，執政理念、社會管理思路的差異，可粗分為兩大類，一是深化深層改革，二是強化專政職能。
深改派主張以人為本，推動「深水區」的經濟體制改革，也啟動真正的政治體制改革，在改革、發展中尋求社會的穩定；發展經濟要在科學和可持續的軌道上，經濟的增長不超越環境、資源和社會的承載力。
專政派強調前朝權要的「穩定壓倒一切」和敵對勢力論、反自由化、強化專政職能和「唱主旋律」。
在社會上，維權與維穩的爭論亦多。
有外國媒體稱，十八大後的新領導層會有政治革新，有「開明」的舉措，包括替「六四」平反。這是對社會現實缺乏了解的想當然。
新領導層的施政取向，諒是「兩手並舉」，經濟略寬鬆，政治仍偏緊。
經濟領域會有政策的「彈性空間」，當政者會著力民生，繼續推動或深化前任的經濟體制改革。在政治層面，「維穩論」將持續影響社會管理，不可能有「六四」的平反和政改的啟動，但可能有「一陣風」式的「查貪風暴」。
在「垂簾聽政」的政治生態下，北京的對港政策可能趨緊。在強調「外來勢力」和「維穩論」之下，增強「一國」對香港的「指令控制」和「指導控制」，而淡化兩制的差異，香港的司法獨立面對的風險增大。
在經濟方面，北京會繼續「支持」香港的國際金融、航運中心地位，也更多地利用香港這一「走向全球」的平台集資、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。大陸的人口外移和「水客流動」等，對香港的擠迫效應仍會積聚民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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