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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溫維新與科學發展觀

丁望

原載:信報月刊2007年12月號,頁46 - 50
上網:2013.1.21


  八個統籌兼顧 提兩個基本點

  關於統籌兼顧,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公報持「五個統籌」之說:「統籌城鄉發展、統籌區域發展、統籌經濟(和)社會發展、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、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」(人民日報2003.10.15第1版)。

  胡錦濤的「報告」增加三個統籌:統籌中央和地方關係,統籌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、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、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,統籌國內、國際兩個大局。

  這是面對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某些不協調、中央政令難以暢通,各利益主體之間的博弈、衝突,國內和國際政策的差異。

  胡錦濤的「報告」,提及落實科學發展觀要堅持「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」──權稱政治安全保障。他提及的一個中心,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;兩個基本點,指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;四項基本原則,指堅持馬列主義毛思想、社會主義、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,這是鄧小平在七十年代末定下的,胡錦濤的「報告」稱它是「生存發展的政治基石」。

  無產階級專政或重新包裝的「人民民主專政」,源自列寧在《國家與革命》提出的暴力專政論,與真正以法律之前人人平等、司法獨立為基礎的法治格格不入,也遠離社會現代化、政治文明的軌道。

  胡錦濤幾乎是「罕有地」強調四項基本原則。其因,一方面是胡溫維新面對極左派的干擾、前人的「敵對勢力論」的陰影;另方面是胡溫維新有「局限性」:保留「必要時」強化專政手段,以確保執政黨的「絕對權威」。

  正視制度弊端 粗放增長模式

  胡溫主導提出科學發展觀的背景,一是制度弊端、極左意識和政策的「歷史沉澱」,二是現實中經濟、社會的不協調。

  溫家寶的「2004講話」,提及1978年前「發展走了彎路」,科學發展觀「總結了發展問題上的經驗教訓」;胡錦濤的「報告」,則提到10年文革「造成的危難局面」,後來的解放思想、「徹底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理論和實踐」。

  科學發展觀的提出,無疑是對極左意識、政策和制度弊端的反思。

  在中共歷史上,有過三次以「加速發展」為口號的大躍進:1958-1960年的「毛躍進」,1977-1978年的「華躍進」,1995-2002的「江躍進」。

  大躍進與好大喜功、急功近利、個人崇拜息息相關。在1958年1月南寧會議上,毛澤東說:「陳銘樞批評我好大喜功,偏信偏聽,喜怒無常,不愛古董。張奚若(未劃右派)批評我好大喜功,急功近利,輕視過去,迷信將來。」(《毛澤東思想萬歲》147頁)毛澤東的大躍進,水稻畝產數萬、數十萬的「豐產衛星」,全是違反科學的假大空,導致四千萬人餓死。在他之後的新躍進,也有勞民傷財、形式主義之失。

  在1995-2002新躍進中,國民經濟高速增長,國內生產總值的平均年增長率超過9%。2002年,GDP 12萬億元人民幣,外匯儲備接近2,900億美元,人均GDP約合美金970元。

  經濟高速發展是粗放型的增長。粗放型的特點是三高一低即高物耗、高能耗、高污染和低效益。每萬元GDP的能源消耗量,約為全球平均數的二點二倍,為日本的八倍。2002年,GDP佔全球約4%,消耗的煤炭卻約佔全球消費量的三分之一,原油消耗則約佔7.5%。

  粗放型的高增長,導致資源特別是礦物資源掠奪式的開採和浪費,加劇生態環境的惡化,民眾健康和生命風險增高。

  2000年,二氧化硫的排放量,居全球首位;二氧化碳排放量,排全球第二位(僅次於美國),約佔全球排放量一成一;酸雨覆蓋率佔國土的三成,列全球三大酸雨區之一。溫室排放導致氣候反常和疾病增多,引起各國關注。

  八年新躍進中的GDP亢奮和粗放型高速增長,超出了資源和生態的承載力,難以為繼。這是胡錦濤提出科學發展觀的一個原因。

  財富三大轉移 積聚很深民怨

  1995-2002的新躍進,暴露許多政策的偏失、各級領導層「政績工程」的虛假。圈地運動和城鎮化、國企股份化和MBO(Management Buyout, 經理層融資收購)之浪、醫療體制改革的失誤尤大,損害了弱勢群體特別是農民的利益。

  這八年社會變遷的最大特色,是發生財富的三大轉移。一是掌權幹部及其家屬在貪污勒索和私分國有資產中,獲取大量財富,許多貪官將財產轉移境外。二是以圈地為特色的城鎮化,使四千萬農民失地,他們和被野蠻迫遷的城鎮居民邊緣化、貧困化,而控制土地資源和開發權的地方官吏、開發商一夜暴發。三是在國企股份化或MBO中,國企高管利用特權,化公為私,變相侵吞「全民所有制」財產。這三類中的官員,成為新興的官僚資產階級。

  城鎮化的虛假,在於許多擺門面、迎合地方幹部「形象工程」的建築,如不實用的廣場和豪華的辦公大樓,並沒有給農民、城市貧民帶來「實惠」;大量的土地轉讓金則落入官吏之手,農民未分到或少分到轉讓金。

  農民承包的土地,成了官員城鎮化的資源;失地的農民大都並未「城鎮化」──未取得城鎮居民真正的身份和平等的就業機會,官方只是將新城鎮範圍內的農民,從「農村人口」列為「城鎮人口」計算,他們仍然是沒有城鎮居民國民待遇的農民。

  所謂醫改,則並非真正市場化的改革,醫院和診所隨意大幅提升收費、服務素質下降,成為敲竹杠式的「醫店」,假藥和劣藥又到處充斥,城鄉民眾得不到應有的公共醫療服務,面對看病難、看病貴的困境。教育機會的不公平、學校的攤派和亂收費、高收費,使許多家庭面對「上學難」。

  上述的社會現象,積聚了很深的民怨,群體抗爭事件大幅上升。2004年達74,000宗,為1994年的七倍以上;參加的人數接近380萬人次,為1994年的五倍以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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